(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貴州遵義道橋156億元城投債展期20年的重組方案暴露了城投債問題的冰山一角，這也讓城投債成了近期輿情關注的熱點。

根據報道，遵義道橋的這份債務重組方案顯示：其所欠的155.94億元銀行貸款，按照重組協議，還款期限調整為20年，前10年僅付息不還本，后10年分期還本。遵義道橋這筆155.94億貸款的利息也從原來的7.5%降至3%/年至4.5%/年。這一方案讓不少人擔憂和唏噓。

實際上，在遵義并不只是遵義道橋發生違約事件，僅2020年遵義就發生十幾起非標債務違約案例；到了2022年，依然屢見不鮮。

放大來看，城投企業債務違約事件也在相關省市出現，以河南省為例，新鄉、商丘、新鄭等多家城投公司分別擬發行不超過5億元、6億元、10億元的短期融資，均用于償還有息債務。

這些非標債務的違約、借新補舊背后，無不凸顯了城投債壓力。有學者認為，未來城投企業債務違約將會繼續增多，區域分化也將更加明顯。

不可否認，城投企業誕生以來無論是對于增加地方政府可用資金，還是發展地方基礎設施建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一路狂飆的城投債帶來的風險也不容忽視，以遵義道橋為例，根據遵義道橋2022年中報，截至2022年6月末其有息負債余額為457.54億元，有息債務中一年內短期債務為141.41 億元。也就是說，排除剛剛展期20年的近156億元債務，遵義道橋還有另外300多億元負債。

按照公開信息顯示，2021年遵義GDP為4169.9億元，財政收入1021.4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70.23億元。與此同時，截至2021末，遵義市政府共計負債約1774億元。實際上，這1774億元僅是遵義表內負債，包括遵義道橋在內的各大城投公司的負債并不在這一范圍內。

不難發現，無論是城投債余額還是城投企業整體債務規模，經過多年發展后這些數據均已翻了數番。以廣投集團為例，該集團公司2022年三季報中長期債務達1460億元，短期債務達612億元，有息債務合計達2072.81億元；該公司2021年年報亦顯示，有息債務合計1747.42億元。經梳理發現，10年前2012年有息債務合計為301億元，10年間有息債務上漲近7倍。

對于破解目前城投債問題，有學者認為，一是地方政府要努力搞活地方經濟，擴大稅收來源，這是從根本上化解和防范城投風險的保證；二是推動城投公司資產重組，通過注入資產、資產重組等方式，增強城投公司信用質量，提高融資能力；三是穩步推進城投公司市場化轉型，讓城投公司產生造血機制。

實際上，自2016年起中央已發布相關政策促使城投逐漸剝離政府融資的職能，只是發達地區的強勢城投企業已然完成了市場化轉型，甚至走上了上市道路；部分欠發達地區的城投企業卻轉型艱難。

從2022年開始，可以看到政府對于城投監管力度的進一步加大：中央層面強調要“完善防范化解隱性債務風險長效機制，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從嚴查處違法違規舉債融資行為”，要“嚴禁在盤活存量資產過程中新增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之后，財政部又公布了8起城投公司違法違規融資新增隱性債務問責典型案例。這一系列舉措都是為了規范城投企業投資，嚴控風險。

我們也看到，近期江蘇、云南等地相繼出臺相關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規范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剝離其政府融資職能，對失去清償能力的要依法實施破產重整或清算，堅決防止風險累積形成系統性風險。

確實，我們應該提高警惕，防范地方債務風險，尤其是隱性債務風險，不能讓“狂飆”的城投債成為新 的“黑天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