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國內大豆產量創歷史新高，達到2028.5萬噸。2023年，這一指標的最高記錄似乎又要被刷新。這背后是相關規劃提出過“到2025年，大豆產量達到2300萬噸左右”的明確目標。

然而，2022年東北地區國產大豆價格高開低走，直接影響著農戶種大豆的積極性。業內人士建議，一是發動農墾“國家隊”，完成擴種大豆油料的目標；二是大豆振興是全國任務，除黑龍江省外，國家還應支持其它省區共同完全擴種目標；三是聚焦大豆增產量，而非單一擴大播種面積；四是采用保險等措施，防止出現套取補貼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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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振興目標：擴種、增產、提升自給率

2019年，以中央一號文件發布為標志，“多途徑擴大種植面積”成為新一輪大豆振興計劃的重要目標。這一年，大豆播種面積同比增長10.9%。國家統計局評價稱，“大豆面積大幅增加，大豆振興計劃實現良好開局。”

隨后三年，大豆播種面積同比增速分別為5.9%(2020年)、-14.8%(2021年)、21.7%(2022年)。關于唯一一年的大豆播種面積銳減，國家統計局解讀稱，“主要是由于大豆收益與玉米相比較低，農民種植意愿減弱。”

2022年是本輪大豆振興的第四個年頭。這四年來，一邊是國內擴種大豆，另一邊是大豆進口量先漲后跌。其中，2020年大豆進口量首次突破1億噸，至今仍是歷史最高記錄。

從大豆自給率來看，2019年至2021年，持續下滑。其中，2020年，由于進口量同比13.42%的過大增長，即便國內產量大增，也拉低了自給率。2022年，由于國內產量激增、進口量下降，自給率大幅提振，同比增長3.69%。

區別于過往，中國對本輪大豆振興計劃提出了明確目標。根據2022年初農業農村部印發的《“十四五”全國種植業發展規劃》顯示，“十四五”期間，挖掘潛力擴面積，穩定食用增加油用，主攻單產提產能，多措并舉保供給。到2025年，“力爭大豆播種面積達到1.6億畝左右，產量達到2300萬噸左右，推動提升大豆自給率。”

于是，在2022年擴種、增產均站上歷史高位，以及國產大豆需求明顯弱于常年正常水平，從而導致供需失衡，大豆價格高開低走的背景下，農業農村部又提出了2023年的擴種目標——再擴種大豆油料1000萬畝以上。

值得關注的是，2022年，大豆播種面積1.54億畝，這是建國以來面積第二高的年份，僅次1957年的1.91億畝。然而，大豆產量卻首次邁上2000萬噸臺階，創歷史新高。這得益于大豆單產的提升，即使用更少土地，也生產了更多大豆。

盡管國家力推大豆振興計劃，但近年來玉米種植收益增長明顯，直接推高了地租，如果在相關大豆支持政策不變的情況下，農民即便有心種大豆，亦無力承擔由此帶來的經濟壓力。

在此情況下，由于土地資源豐富，農墾“國家隊”被寄予厚望，帶頭承擔了大豆擴種的任務。

由農業農村部印發的《2022年農墾帶頭擴種大豆油料行動方案》給出明確目標——確保全國農墾大豆種植面積達到1460萬畝以上。據調度，2022年全國農墾大豆播種面積達到1677萬畝，比上年增加475萬畝，超出目標任務217萬畝。北大荒集團落實大豆面積1381.6萬畝，比黑龍江省下達的指標任務超出185.6萬畝；內蒙古農墾擴種大豆40萬畝。

多方支持擴種大豆，但不希望成為負擔

大豆單產提升緩慢，多年來，一直保持相對穩定。為實現“2300萬噸左右”的產量目標，不斷擴種大豆成了最為簡單直接的方式。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大豆播種面積這一數據，在2018年，也就是本輪大豆振興計劃實施的前一年，為1.26億畝——這與2021年的播種面積數據一致。2022年，為1.54億畝。這意味著，即便只用一年時間，國內大豆播種面積也實現了2800萬畝的增幅。

正是因為大豆產量的激增，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播種面積大幅增長的基礎之上，導致盡管2022年大豆豐產，再加上大豆價格的持續回落，種大豆的農民卻并沒有豐收。

關于本輪大豆振興，在黑龍江省，不論是基層政府，還是企業，以及農戶，均表示理解并予以支持，認為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下，確保一定的大豆產能有助于保證國家糧食安全。

黑龍江省龍科種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銘豐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自中國加入WTO后，一方面是國內需求激增，另一方面是國內外價格倒掛，導致大豆自給率一路走低。“一定要對國產大豆保證基本供應量，剩下的這部分產能不能再丟了。”他說。

不過，擴種也成為一種負擔。據基層工作人員反映，大豆擴種給基層帶來很大考核壓力，尤其是帶面積任務，說實話這樣“很不科學”。

該工作人員稱，從農戶角度來講，政府希望提高產量可以理解，但是強行用面積來保證產量就值得商榷了。固然面積是影響產量的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要知道，最終目的不是為了擴種，而是提高產量。在這一目標下，可以通過補貼等形式，在種子、種植技術、機械化等多個方面想辦法提升單產。也許用不了那么多土地，也能保證產量。

李銘豐也表示，“除了擴種面積外，我更關心大豆產量。”以今年國家準備擴種1000萬畝以上大豆油料為例，雖說有1000萬畝，但不代表就增加了同樣的產能。因為如果一些播種面積單產很低的話，實際上只相當于高產能或平均產能的一部分。

他建議，將2023年的擴種面積折合成增產量，根據地方實際情況下發任務，然后建立獎懲機制，事后考核。這樣就能激發地方政府的主觀能動性，比如拿最好的土地種大豆；再比如用好的品種、技術，并施好肥，提高單產；甚至可以到國外種大豆，只要最終能夠保證產能，完成任務就行。這會讓各地方的壓力小很多。

此外，黑龍江省常年大豆種植面積占全國的40%以上，2022年更是達到48%。李銘豐稱，考慮到全省大豆可種植面積已接近極限，國家應該加大內蒙古、新疆等土地資源豐富的省區共同完全擴種目標。黑龍江省可以在品種、機械化、種植技術等優勢方面為兄弟省區提供支持。

擴種大豆勢在必行，用好補貼很關鍵

“農民本就指望種地生活，要是(種大豆)不掙錢，說破天都沒用。”黑龍江綏化市北林區永安滿族鎮廂黃三村書記趙金玉稱，老百姓會預判大豆市場價格，并綜合考慮農業補貼，然后決定是多種還是少種。

因此，在擴種大豆勢在必行的情況下，對農民、合作社就要因勢利導。趙金玉稱，大型農機合作社，不但可以控制大豆種植成本，還可以在合作社內部統籌協調輪作區域，比一般農戶更有能力承擔擴種任務。

降低種大豆的成本，是支持大豆擴種顯而易見的途徑之一。

黑龍江省綏化市北林區西長發鎮正黃一村村長吳鳳魁稱，在國內農業生產成本中，地租占很大一部分，這與土地無法規模經營有關。建議在東北地區試點土地數字化，比如一個村集體的某農戶有10畝地，那么這10畝地將只是一個數字，并不確定某個固定地塊。這樣，村集體就可以組織統一經營土地，待年底，農戶再根據10畝地所占股份進行分紅。

與此同時，種糧大戶、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能夠實現標準化、規模化，前端可以降低生產資料成本，后端賣糧食也受加工廠青睞。而且當合作社種植規模達到500-600坰(1坰為15畝)之際，還可以建設烘干塔，在為社員增加收益的同時，壯大集體經濟。

值得關注的是，綏化市鮮食玉米已經成網紅，種植面積和產量均占黑龍江省的三分之一以上。結合這一情況，吳鳳魁稱，由種鮮食玉米的種糧大戶或合作社承擔擴種大豆的任務，可能會是一個突破口。

他解釋稱，這是因為要種鮮食玉米，土地必須集中連片。而且較長租期，又能確保種植主體享受到輪作所帶來的對下一茬鮮食玉米產量與品質有所提升等好處。況且鮮食玉米消費前景廣闊，不易受大田玉米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若輔以輪作補貼的話，無疑將與產業形成良性循環。

黑龍江省綏化市財政局農財科科長張爽，現任職黑龍江省海倫市前進鎮副鎮長。她認為，要逐漸培養老百姓的意識，不是直接給農戶補貼，讓其見到錢才覺得有收益。如果能夠降低種植成本，比如為優質種子、農業機械等提供補貼的話，也能確保農戶的最終收益。

擴大補貼力度，改進補貼方式，制定向國產大豆傾斜的政策，也被視為有利于大豆擴種的重要辦法。

吳鳳魁表示，既然擴種大豆勢在必行，那就需要既保證“種”的積極性，又要保證“用”的積極性，才能順利實現擴種目標。

需要說明的是，2022年，受新冠疫情影響，豆粕價格處于歷史高位，導致加工企業不得不采購部分國產大豆用于飼料加工、壓榨。進入2023年，豆粕價格將大概率回歸正常區間。吳鳳魁稱，在這樣的背景下，既然國產大豆仍然需要繼續擴種、增產，那么政府除了補貼生產者，還應該補貼加工企業，從而更好解決國產大豆的出路問題。

對于補貼，李銘豐稱，可以采用“降玉增豆”的方式。在加大對大豆補貼的同時，控制對玉米的補貼，避免玉米比較效益過高，從而提振農民種大豆的積極性；此外，盡可能加大補貼力度，尤其是大幅度增加大豆輪作補貼，對輪作地塊應補盡補。

至于大豆貿易政策，他建議，一是國外大豆進口季要跟國產大豆收獲季錯開，形成一個時間差；二是通過稅收優惠、補貼等方式，鼓勵國內大豆加工企業優先購買國產大豆，至少在消化掉國內大豆之后，再考慮進口國外大豆彌補缺口；三是在國產大豆上市銷售之際，國家應通過政策引導，將豆子應收盡收，保護農民種大豆的積極性。

關于農業補貼，據農戶反映，基層存在虛報大豆面積，套取大豆生產者補貼等亂象，建議引進農業保險公司，核實并上傳補貼地塊的具體位置，避免造假套補貼。“補貼對農民是好事，但要精準，要能真正用到刀刃上，用到種大豆的土地上。”該農戶稱。

（文章來源：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