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來員工曝半年內加班近500小時進急診3次的新聞登上熱搜后，毛嘉妮只是簡單地掃了眼標題，又繼續將目光放在了手頭的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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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互聯網大廠的UI設計師，她每天在公司的工作時間長達13個小時。她說自己只有工作，沒有生活。每天有不定期的會，做不完的工作，無法按時回家，“有時候我一邊哭一邊干活，怎么這么苦”，毛嘉妮想停下來但沒辦法，“如果不接受加班，就走人唄”。

王珣在北京一家互聯網媒體公司做內容審核，公司人手少的時候，他需要從早晨9點一直工作到晚上12點，中間沒有午休。“加班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沒加班費也不新鮮。”30歲像來到人生的十字路口，王珣就站在那左看看、右看看，不知道該往哪兒走。“眼看35歲了，房沒買到，媳婦沒娶到，工作也不好換，人像卡在這里了。”

35歲似乎成了大城市年輕人的職業分水嶺，這讓很多人感到焦慮。毛嘉妮算了算，現在雖然工資高，但干不了幾年，如果轉行考編制，雖然工資會變少，但一直干到退休也沒問題。王珣想在北京掙夠200萬就回老家全款買套房子，找一份不需要加班的工作。面對即將到來的35歲，毛嘉妮和王珣都有著深切地彷徨感，結婚、生子、養老各種問題擺在眼前。“錢能帶來安全感。”他們都希望在干得動的時候多掙點錢，減輕未來的負擔。

“蹲廁所刷個手機都覺得特幸福”

每次加班的時候，毛嘉妮都會對自己說：“再加它這一次。”

晚上10點下班后，毛嘉妮在回家路上拍攝的月亮。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在很多人眼里，毛嘉妮的工作很體面。北京互聯網大廠做設計，工作穩定，眼界寬，收入高。但現實也很骨感，因為除了工作，毛嘉妮不知道自己還有什么。

早上9點到公司，正常下班時間是晚上6點，雖然公司規定彈性上下班，但沒有人會在這個點下班，同事之間很有默契。沒有加班費，7點以后可以吃加班餐，每次吃完飯，毛嘉妮都會回到工位上繼續工作，一直持續到晚上9點、10點。和記者聊天的時候，她還在為前一天加班忘記打卡懊惱：“昨天我在單位工作了13個小時。”

每次盯著打卡機上顯示的超長工作時間，毛嘉妮會感到異常疲憊，拖著沉重的雙腿走出辦公大樓。回頭看樓上依然一片燈火，她的影子被一點點拉長，像她對這份工作的耐心，在一點點消失。

工作做不完，毛嘉妮會把工作帶回家繼續做。“有時候晚上從單位回來，洗完臉繼續干，干到凌晨2點或者4點，真的弄不完。碰到2個項目都要評審，就得通宵工作，好多次我晚上做夢（夢見）頭發都變白了。”

毛嘉妮覺得自己很可笑，“公司給我啥了，我跟這賣命。但是活真干不完，說出去人家還覺得你效率低。”作為一名UI設計師，毛嘉妮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公司項目做設計圖。

在公司，加班是常態化的。毛嘉妮曾問過身邊的同事，“他跟我說他基本每天2點睡覺，都知道累，但沒辦法，需要完成工作。”雖然厭惡加班，但毛嘉妮明白，“如果想在團隊里和大家保持齊平，正常下班肯定不行，從現象上看就松懈了。”

毛嘉妮所在的團隊大概有十多個人，“每個人要有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毛嘉妮之前沒明白這個道理，只覺得自己就是干活，但是看著團隊里不斷有年輕人補進來，她很有壓力。在心里跟自己說，不能拖后腿，要往前走。團隊之間有競爭，團隊內部也有競爭，團隊的機制是淘汰平庸的人。

前兩年毛嘉妮的公司還會把加班時長列為KPI考核指標，小組和小組之間會排名，季度末人力會拉出一個排名表，誰排在最后一目了然。后來因為有員工加班猝死的消息被曝出來，公司把加班時長考核取消了。“雖然這個指標被取消了，但加班并沒有減少，現在會說組織健康度。”

談到頻繁加班，毛嘉妮認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每天有開不完的會，擠占了工作時間。“會議多、流程多，規則也多，假如一個項目的排期只有3天，其中一天開了3場會，占了6個小時。那這一天被會議擠占的工作時間，只能通過加班補回來。”毛嘉妮曾經向領導反映過這個問題，但得到的答復是只能自己解決。

項目必須在排期內完成，項目之間也沒有縫隙，一個項目還沒結束，另一個項目就排過來了。工作的密集排布，讓毛嘉妮喘不過氣來。“一天都在工作，有時候蹲個廁所，刷個手機都覺得特別幸福。上廁所蹲時間長了還會緊張，會想‘我這么長時間不在工位不好吧’，就趕緊起來。”

毛嘉妮說自己沒有生活，只有工作。

她租的房子距離單位大概有30分鐘車程，這間一個月租金2600元的房間，在毛嘉妮眼里只是個睡覺的地方。“回來洗個臉睡個覺，第二天接著上班。”

因為長時間加班，她的生活變得很無序。“房間亂到我根本沒時間收拾，之前屋子里還能兩個人并排走，現在只能一個人，地也好久沒拖了。”物品雜亂的堆在屋子里，毛嘉妮卻無從下手。“有時候我累得連頭發都懶得洗，兩周洗一次頭發。洗澡應該是一件享受的事情，但我覺得站那洗澡太累了，躺一會多舒服啊。”

當被問到做這份工作是否開心？毛嘉妮沉默了好一陣子，回道：“不開心。”加班是造成她不開心的點，能占70%。

3年前來到這家在業內備受矚目的互聯網公司，毛嘉妮一度對事業前景充滿希望。“剛來的時候干活總有一股勁，想被看到，想被認可。會想努力干幾年，能被提拔當個小領導。”但加班太多，人的心氣會被磨掉。如今再提到當初的愿望，她言語中充滿戲謔。

過了30歲，毛嘉妮更認清了一些事情：“現在的工作頂頭干到35歲，這個地方肯定不容易待，可能會被裁掉。我們公司35歲的普通職員非常少。35歲還能留下來的，都是領導層。”

毛嘉妮不害怕被裁員，但她為未來的不確定性焦慮。

過去三年，毛嘉妮說自己像被困在了一個籠子里面，重復著一眼能望到邊的工作。“我現在都能知道我年底什么樣，明年什么樣，明年年底什么樣。現在的狀態一定會平移到那個時候，不會有什么改變，但我沒有走就是因為這份工作能給我提供錢。”

錢是壓力的來源，毛嘉妮害怕未來沒有錢，“老了誰照顧我，現在攢點錢，給未來一個保障。”

毛嘉妮也在盤算35歲之后干什么，要么轉行，要么去小公司。她想過朝九晚五的生活，工資低一點也沒有關系。“我打算參加今年老家的事業編考試。”說話的時候，毛嘉妮的表情有猶疑，她其實也沒做好準備。“去年想過裸辭備考，但沒敢辭職，在家待一周都會有壓力，因為不掙錢，雖然有積蓄，但花得很快的。”

從去年開始，毛嘉妮的身體一度出現了一些狀況。她回憶，有一次因為前一天晚上加班，第二天中午也沒有補覺，下午心臟忽然“噔噔噔”跳得非常快，耳朵也出現針扎似的疼痛，“整個人非常難受，我在桌子上趴了很久，后面癥狀緩解了。”毛嘉妮覺得是加班加過頭了，“我囑咐我弟弟，如果我真出事了，你要把我安頓好。”

“現在我又疲憊、又無奈，還不能停下來，為了掙錢這樣值嗎？”毛嘉妮有時候會思考生命的最終意義，“有一天我躺在棺材里了，名利、工作這些東西還重要嗎？常思無常和死亡會讓我放下一些事情，我覺得人生的意義不止于此。但當我進入到瑣碎的工作中，就又會忘記這種堅定。”

提到結婚生育，毛嘉妮說現在職場對婚育女性并不友好，她會考慮結婚，但并不打算要小孩。“我覺得沒有能力把孩子培養好，也怕他怨我，沒給他好的生活。”毛嘉妮不想走大家都走的這條路，但因為公序良俗、社會規則，“我沒有勇氣說我就是不要，做回我自己很難”。

“過去三年像被偷走了”

回想過去三年，王珣的腦子里想不到別的，就是一大塊“工作”。基本上沒有什么特別有記憶的東西，像失憶了。

今年年初王珣想買輛摩托車，室友給他推薦了一輛2018年的二手摩托，說車很合適，就是時間比較長，“我說這不兩年前的車嗎，他說‘今年2023年，5年了大哥’。我忽然間有一種過去3年被人偷走的感覺。”

過去三年除了疫情，就是工作，唯獨能讓王珣回憶起的細節也和工作有關。

王珣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互聯網平臺，業內很有名氣，剛來公司的時候做內容審核。最初因為人手少，工作量大，他經常加班。“早上9點工作到晚上12點，工作強度很大，每個群都在圈我，很多群都看不過來，那會我都失聯了。我室友一周見我一次，我們住在一套房子里，他唯一的印象是，每天早上能聽到我開門，晚上能聽到我關門。”

王珣給那份餿了的外賣拍了照片（圖中右邊的外賣）。

在單位午飯都是通過點外賣解決，最忙的時候，王珣沒有時間吃飯，甚至沒有時間取外賣。“有一次午飯點了個外賣，送餐員說給我放外面了，12點打得電話，下午3點半才有時間去取，夏天熱再加上食物可能不新鮮，外賣都餿了。”面對餿了的外賣，王珣有一瞬間的懷疑，“那時候就感覺，我這是為了啥，是為了吃變質的飯嗎，心里特別難受。”后面他試圖找過其它工作，但沒找到合適的，只能咬牙堅持。

因為頻繁加班，王珣的很多同事都辭職了。“當時單位里有一個小姑娘，她每天的工作強度也特別大，經常加班。有一天她哭著給我打電話，說不想來上班了，一想到上班就害怕，還沒到公司就精神壓力大，再也不想來公司了，一秒鐘都不想呆在這兒。”王珣說，她走的時候，個人物品都沒有收拾，電腦都是其他同事幫忙還的。“你想她對這份工作厭惡到什么程度。”

一直以來王珣單位實行的都是單休制。在他眼里，單休相當于沒有休，就是多點時間睡覺。

“單休前一天如果碰上加班，12點下班，到家就（凌晨）1點了，再玩一會手機就半夜了。第二天不用上班，睡個懶覺，醒來半天時間沒了。”每周唯一的休息日，王珣說自己像個家庭主婦，洗衣服、做飯、拖地、睡覺。

單休如果再遇到調休簡直是噩夢。今年“五一”假期前一周周日要調休，王珣周六值班，因為調休他要連上12天的班。“相當于‘五一’前沒有休息了。”

淄博燒烤火了之后，王珣和朋友趁著假期去吃了一次。“回程路上，火車播報員說下一站是北京，我的壓力唰一下就來了，快樂瞬間消失。”不是沒想過離職，但王珣想再努力多掙點錢。公司同事說他是工作狂，但他并不想這么拼。他說自己壓力很大，但更多是來自于世俗的壓力。

到了結婚的年齡，王珣仍然沒找到合適的人結婚。沒時間談戀愛是一個原因，更重要且現實的原因是，結婚需要很多錢。

王珣說，老家的彩禮，18.8萬是起步價，20.8萬、21.8萬最常見，女方會要求不管在哪得有一套樓房，不能是農村自建房。老家的房價一平米要七八千，一套房子下來得100多萬。“我現在連房子錢還沒攢夠。”

除了買房的錢，算上彩禮錢，給女方的三金，見面約會的花銷，王珣算了算，發現距離賺夠這些錢還差很遠。“這是很矛盾的，等我賺夠了這些錢，就40多歲了，也找不到對象了。”

王珣試圖給這道題找其它解法：“假如我是個很灑脫的人，我可以決定這輩子不買房不買車，掙了錢就自己花，就出去玩。”王珣用了“假如”，但這些假設不成立，因為他不是個灑脫的人，他想結婚，也想擁有屬于自己的房子。

王珣很羨慕老家的朋友，“他們工資雖然不高，但很奇怪他們都有房、有車、有媳婦、有孩子。我雖然在北京掙得多，但沒房、沒車、沒媳婦。”因為沒結婚，王珣一直被家里催婚，“我媽說我，‘人家孩子結婚了你都結不了’。”

除了買房、結婚的壓力，年齡也讓王珣焦慮，眼看就35歲了，換工作會更困難。“和幾年前想法不同，當時的想法是干不成就辭職，現在的想法是一定要先找到下一家。”人得認清現實，用王珣的話就是：“對生活得認慫。”

35歲像個坎兒，單位前幾天還在裁員。王珣很矛盾，他想換個舒服點的工作，又擔心收入變少。不換吧，未來可能也會被裁。

現實像只冰冷的鐵桶，王珣悶頭敲了敲桶，只聽到沉悶的回音。

“之前還打算貸款買房，想想也不是買房的好時機，不知道明年、后年什么樣。就像走到了人生十字路口，左看看、右看看，不知道該往哪兒走，總覺得走哪兒都有陷阱，但可能走哪兒結果都一樣。”王珣一字一頓說著，聲音冷靜且壓抑。房沒買到，媳婦也沒娶到，生活上動不了，工作上也動不了，王珣說自己像卡在這里了。

（應受訪人要求，文中毛嘉妮、王珣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