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半島全媒體首席記者 王永端

西海岸新區泊里鎮是一個離青島市區上百公里的小鎮。因這里手工編織的紅席曾被列為“山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而受業內矚目。

可事實是，近年來隨著當地高粱種植面積的萎縮以及年輕人不愿從事繁瑣的手工編織，本土編織紅席的手藝人僅有10人左右。由此，這項山東“非遺”面臨人員斷層。

(資料圖片)

尷尬之余，民間和高校曾希冀通過機械的研發代替人工編織，留住“即將失去”的紅席，但兩年的研發，最終以失敗告終。

傳承千年的泊里紅席，如何涅槃重生？

肖長全在地屋子外手持紅白篾子。

全家上陣為“紅席”

3月1日的暖陽，灑在泊里鎮大地上。在張家莊村東南一棵十幾米高的梧桐樹上，幾只花喜鵲嘰嘰喳喳忙著在這個春天里壘窩。梧桐樹下的一個矮房子，仿佛訴說和見證著這個村落的滄桑。

暖陽的照耀下，一名身著樸素、上了年紀的老人，從梧桐樹下拽了兩捆高粱秸稈劈成的篾子，顫顫巍巍挪進了那個低矮的房子。因房子和門口實在低矮，老人進門時，不得不做出彎腰的姿態。因房子低矮，這樣的房子在當地被稱為“地屋子”。當日的氣溫已超過15℃，這個地屋子里盡管不冷，但有些陰濕。

肖長全手持紅白篾子走進地屋子。

老人叫肖長全，今年已73歲，是土生土長的泊里人。進屋的他，將手里的兩捆篾子放下，開始蹲在地上編織起了被他踩在腳下的紅席。而他的身旁，是同樣忙著編織紅席的妻子和兒子肖勝周。

一家三口同編一領席，是因為買家的催促。

年前，一名濰坊諸城市的買家趕到泊里鎮，并找到了肖長全，要在他這里定做一領紅席。因買家前來訂購時已是年關，加上訂購的這領紅席比常規紅席要大得多，所以這個單子直到年后被買家電話催促了，肖長全才全家上陣忙活起來。

“這領紅席是訂購人放在一張超大的床上。”肖長全告訴半島全媒體記者，以往的紅席通常是2米長、1.8米寬，但諸城的這個單子則是2.68米長，2.34米寬。

如此巨型的紅席，肖長全很少編織。既然買家從諸城專門趕來，肖長全看來，那是買家對紅席懷有的一份情懷和對他的信任。

編織常規尺寸紅席與超大尺寸紅席，價格不同。

肖長全說，常規尺寸紅席每平方米的售價為500元，而超大尺寸紅席每平方米的售價則是650元。如此算來，諸城這名買家購買這領紅席的價格為4076元。

乍一聽，一領紅席4000多元，眾人會覺得“價格高得離譜”，但肖長全卻說若是他一個人編織，“一個半月也完不成這個手工活”。

正因他短時間完不成這個手工活，所以他發動老伴、兒子和兒媳全上陣。

“兒媳劈篾子。”肖長全說，“我們3人編織。”

肖長全一家三口忙編紅席。

數代人的傳承

如此，兩代三人就這樣蹲在這個潮濕的只有20平方米的地屋子里編織著紅席。

一張紅席，用材除了有紅色高粱秸稈劈成的篾子外，還有白色高粱秸稈劈成的篾子。篾子最長的足有兩三米，但每條兩三米長的篾子的寬度卻只有三四毫米。

三人就這樣蹲在腳下已見雛形的席子上，不緊不慢地編織著。年齡已逾七旬的肖長全，拇指指甲留的很長，老伴和兒子的拇指指甲也很長。對于靠紅席吃飯的手藝人而言，長指甲是編織“利器”，發揮著重要作用。

“（拇指）指甲除了梳理篾子外，”肖長全說，“還要隨時掐掉多余的篾子。”

肖長全編織紅席的利器不光長指甲，他的身邊有一把尖刀和一個噴壺。尖刀，用于切、挑篾子；噴壺則是在篾子干燥之后用于灑水。正因編織過程時常灑水，所以整個地屋子里顯得潮濕。

肖長全面前的一根根細長的篾子在他手中如變魔術般翻飛。因為上了年紀，蹲久了的他時長會腰疼，于是每過半小時，他就會起身站立活動。

因為常年編織紅席，肖長全的手掌上布滿了繭子。厚厚的繭子，是他這些年來從事這一手藝的有利見證。多年里，肖長全不記得從他手上編出了多少領紅席，但他清晰記得自己兒時學習編織紅席的情境。

“我是從父親那里學會編織紅席的。”肖長全說，“當時很小，初學只有6歲，父親手把手教我如何放篾子，如何翻篾子。”

肖長全真正將紅席的編織當成糊口生存之本、當成生意做，是在結婚之后。當時，他跟隨著父親將編織好的紅席挑到集市上出售，那個年代不但父親編紅席，他的爺爺也在家里編紅席。

“我不知道太爺爺編不編紅席，因為太爺爺在世時，我還沒有出生。”肖長全說 ，“據說泊里紅席在當地流傳了上千年。”

離青島市區上百公里的泊里，有種植高粱的傳統。高粱的秸稈外皮，不但有紅色的，還有白色的。每年秋天收獲高粱時，當地農民會將農田里的秸稈砍斷運回家曬干。

“這些棗紅色的秸稈看上去很漂亮。”肖長全說，正是出于生計，當地人收獲了高粱桿后，在農閑的冬天，編織了紅席到集市上出售。

“漸行漸遠”的“紅一片”

50年前的張家莊村，是個有著200戶人家的村莊。因幾乎家家種高粱，編織紅席的傳統也就在當地盛行起來。

“紅席能賣錢，老百姓不舍得讓這些秸稈廢了。”肖長全說，在當時的張家莊村，80%的家庭都會在冬天編織紅席。

紅席為何選擇在冬天編織？肖長全說，高粱秸稈秋季收獲，到了冬季，農民不能下地種莊稼，于是這個季節也就有了空閑。

在當地，早些年每領紅席的價格只賣五六元，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每領紅席賣到了10元。

泊里一些村民的記憶里，每到逢集，出售紅席的攤位“紅一片”，很是醒目，選紅席的人也是一片一片的，熙熙攘攘。

“在陽光的照射下，一片一片的紅席很耀眼。”這名村民說。

村民記憶中火爆的紅席出售景象，近年來在人們的視線漸行漸遠。

“如今在泊里大集，有時能看到紅席的影子，有時就見不到了。”附近村民說，“哪怕看到影子，絕大多數是席販子在販賣，很少見編席人出攤。”

以張家莊村為例，如今的張家莊仍有200戶村民，但從事這一手藝的村民只有三兩戶不過六七人。

從“全集‘紅一片’”到“少見蹤影”，紅席火爆市場的背后，到底經歷了什么？

在肖長全的兒子肖勝周看來，這是時代發展的“結果”。

肖勝周扳著指頭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以每平方米500元售價計算，如今一張1.8米寬、2米長的紅席售價為1800元，但百姓到大集上買一張同樣大小的塑料地板革鋪在床上，才花兩三百元甚至一兩百元。顯然，圖實惠的百姓最終選擇買地板革充當席子。

“地板革鋪在床上對人體無益。”肖勝周說，“（地板革）不透氣，冬涼夏熱。紅席取材于天然，則冬暖夏涼，對身體無害。”

一枝獨秀不是春

受價格戰驅使，紅席市場被地板革打敗了，以至于用紅席鋪床的買家越來越少。

市場的萎縮，沒有從根本上削弱紅席這項民間技藝的存在。2011年。泊里紅席被列為“山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2013年，“泊里紅席”商標被國家工商局注冊為國家地理商標；2017年8月，國家農業部將泊里紅席認定為國家地理認證標志。

“泊里紅席”的“輝光”，盡管備受業內和外界矚目，但仍未從根本上改變絕大多數百姓的消費觀以及紅席傳承的命運。

肖長全說，30年前駕車行駛在泊里和張家莊，路兩邊的高粱“一片一片的，望不到邊，現在種植的很少了”。

張家莊村的另一名村民說，編織紅席的原材料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紅席價格上漲。

肖勝周說，一個人蹲在地上編紅席一天賺不了百元，而年輕人出門打工，一天兩三百元，年輕人寧愿出門打工，也不愿蹲在地上編紅席。而他的兒子，如今在外上班，沒有繼承這一手藝。久而久之，讓年輕人編紅席過日子已經很不現實。

張宗生是青島泊里紅席專業合作社的負責人，該合作社也是青島唯一以“紅席”這門手藝命名的合作社。

張宗生說，如今在泊里從事紅席編織手藝的僅有10人左右。紅席編織從業者越來越少，導致的新結局是肖長全和其他的手藝人不用像父輩一樣挑著紅席到集市吆喝。如今，這些手藝人光在家里接單就忙不過來。

事實是，從去年深秋到眼下的初春，不但肖長全沒有閑著，連其老伴和兒子、兒媳都得上陣幫忙。

一枝獨秀不是春。

張宗生說，眼下，幾乎沒有40歲以下的年輕人從事這門技藝。如此，泊里紅席的傳承難免生出幾分尷尬。

如何涅槃重生？

面對傳承斷層的緊逼，張宗生一直期待著有穩妥的辦法，讓紅席這門技藝延續并永留。

“這些年泊里、西海岸新區的相關部門一直比較重視紅席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張宗生說，為此多個部門還專門前往合作社和泊里走訪手藝人，傾聽他們對紅席傳承的意見。

面對傳承人的青黃不接，2010年青島某大學機械工程專業的科研專家、教授專門走進了泊里，走進了紅席合作社，走進了張家莊村對這門手藝進行調研與學習。隨后，這些專家帶著高粱秸稈和紅席回到高校，希冀研發一種脫瓤設備剝離高粱秸稈的內瓤留下篾子，希冀研發一種能代替人工編織紅席的機械。但團隊經過兩年的研發，均已失敗告終。

“紅席的編織，看似簡單，實則是個細密的手工活。”張宗生說，“機械難以替代，至少目前也沒有機械能替代。”

面對“機械替代不了，人員面臨斷層”的尷尬，張宗生認為，紅席的傳承需要多部門多方面出手，方能涅槃重生。

“編織紅席，不能少了秸稈。”張宗生說，相關部門當出臺政策，鼓勵農民多種植高粱，尤其要種植紅秸稈的細高粱；同時，出臺有利的政策鼓勵年輕人涉足這一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