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身的人正在變多，結婚的人正在變少。

近日，經濟學家任澤平發文稱，2021年我國結婚登記對數下降到763.6萬對，已經連續八年下降。與此同時，初婚的年齡也大幅推遲。

這樣的狀況，不光發生在城市，也發生在更廣袤的縣城。2022年，我國的單身人口突破2.4億。相比縣城，城市里的結婚難的原因，更容易被感知，也更常被社會關注——比如工作、生活壓力、與家人的距離，都可以成為城市里的年輕人推遲結婚的原因。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然而，在聚光燈外，縣城的婚戀狀況有時會被忽視——縣城婚戀市場里正發生著什么？它更容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卷入其中的年輕人，又面臨哪些困境和考驗？

于是，一些人選擇走進婚介所，尋求紅娘們的幫助。而在每一個縣城的婚介所中，往往聚集著最迫切、最焦慮的那一批人，在TA們身上，集中體現著當下縣城的婚戀困境。而縣城紅娘作為直接參與者，既是穿針引線之人，也是問題的見證者和解決者。

正如一位中部縣城的紅娘所言：“縣城紅娘不缺生意。”只不過，潛規則之下，難談愛情。

文 |高越

編輯 |易方興

運營 |月彌

生育魔咒

江西遂川縣的秦志今年急著結婚，他34歲了。

從相親第一次見面，到見家長談彩禮，只花了不到10天。父母急得很，對紅娘撮合的女方挺滿意，只有一個問題除外：“你這么大年紀了，還能不能生小孩？”

遂川，是江西吉安西南的一個小縣城，縣城許多人會選擇年輕時外出打工，等攢夠了買房結婚的錢再回來。秦志也是如此。他之前在溫州工廠打工，一直干到了高級技工，現在才開始考慮結婚的事。這在他們縣里算晚婚的。在他家里，有個早已結婚、娃都上學了的哥哥。現在，壓力都來到了秦志的身上。

紅娘劉玉瑩是一名80后紅娘，她在遂川縣做這一行已經兩年多。她梳著黑色短發，戴無框眼鏡，看起來利落、干練。早年間，她去過很多地方，杭州、義烏、東莞和北京，做過財務，也去中專當過老師。在縣城，她已經算是閱歷豐富，常被人評價“分析問題一針見血”。做紅娘兩年多來，闖出了名氣，只要坐在店里，為結婚發愁的人就會不斷上門。多的時候，一天能談八九單生意。至于價格，實行“會員制”，先付款，再服務，“999元，介紹六組相親對象，一對一定制，全程提供輔導”。

但服務的人多了，她也發現，當地男多女少，找媳婦正成為一件難事。比如，會員里，哪怕是身高1米75，條件還不錯的的秦志，盡管找到了感興趣的女方，但依然卡在了生育問題上。

女方也是遂川人，比秦志大一兩歲，自己開了家小店，結過婚，有個兒子歸了前夫。她目標明確，“只要未婚的”，如果對方介意她離異，“不愿意接觸就拉倒”。

紅娘劉玉瑩覺得，這個女人大方、自信、獨立，這在縣城里并不多見。但劉玉瑩也很清楚，在縣城婚戀市場的潛規則里，同樣是離異，也存在差別，而這個女人，正屬于比較弱勢的一類。

縣城的眾多婚戀潛規則，是當地人繞不開的大山。比如，其中一個偏見是，對于離異的女性來說——“沒小孩最好，有女兒也沒事，最麻煩的是帶個兒子。”

這頗為荒唐。因為一些男方家庭單方面覺得：“女兒是往里拿錢的，兒子是往外掏錢的，（女方）帶著兒子，日后少不了負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像這樣，在縣城，關于生育的許多規矩都如同魔咒，鎖在許多家庭的頭上。劉玉瑩這些年接觸了非常多的人，她發現，許多家庭之所以選擇早結婚，目的也是為了早生育。今年過年時，劉玉瑩剛剛介紹成了一對00年的小兩口。女方是幼兒園老師，22歲。當地紅娘圈有一種不妥、但很流行的說法：“00后，黃金年齡；90后，趁早抓緊；80后，無人問津。”

河南駐馬店平輿縣的27歲紅娘張慧，她也發現了相同的現象。如今，她手里的00后會員越來越多，有的是自己來的，也有相當多是父母幫忙注冊的。

她能理解這種急，幾年前，她剛剛從鄭州大學畢業，父母立馬把相親提上日程，她家是開建材店的，遇到的每個顧客，父親都會問問：“你家有沒有合適的男孩介紹給我姑娘。”大伯、小姨一干親戚也跟著忙活，“只要年齡合適，有個工作，就可以找來相親了”。

面對長輩的好意，“不見不合適”，但見了十多個，一個沒成，反倒是相親經驗因此提高，給日后她做紅娘打好了基礎。

張慧是幸運的，最終，她在父母挑選的一群人當中，“選中了自己喜歡的”。張慧長了一張圓臉，聲線也有一種踏實的感覺，能讓人信任。她覺得相親的確給自己帶來了幫助，于是做起了縣城里的兼職紅娘。走在縣城里三縱三橫的大道上，她常常會突然被叫住，來人拉著她的胳膊，忙著拿手機掃碼，再三囑咐她“一定要給我家孩子介紹個對象”。

結婚早、生娃早，對很多縣城來說，歷來都是習慣。比如河南南陽下面縣城的一個86年的女子，37歲就當了奶奶，她高中輟學，去北京、上海打工，跟同鄉的丈夫認識之后，19歲結婚生子。現在，剛出生的孫子比小兒子只小了7歲。

但如今，這個習慣正在面臨挑戰。比如26歲的宋何燕，在她選擇挑戰這個習慣之前，她所在的縣城里，很多人都選擇早婚。她的表妹才21歲，已經定親，這已經算晚的，更小的堂妹已經生了兩個孩子。而小時候一起長大的發小們，大都十八九歲結婚，“先不領證，只辦酒席，身邊人都這樣”。

“什么時候懷孕，什么時候領證。”宋何燕說。

許多年輕人抵抗習慣的方法，是選擇離開縣城，更愿意到大城市去。而留在縣城，意味著只要一畢業，無論高中、大專還是大學，都會在父母的焦慮之下，聯系到縣城紅娘，開始相親、結婚、生育。

相比之下，在一些紅娘眼中，像宋何燕這樣的才是個例。宋何燕從小學習好，是她周圍唯一考上本科的孩子，一路讀到今年，正在上研三。每逢過年，一家人圍坐，親戚一催婚，父母就用“還在上學，不用著急”應對，但奶奶不吃這套，盤著腿指著她數落，說她26歲了，還沒結婚生育，“實在不像話”。

但她不想現在結婚。在家里，她會被指責“白讀了這么多書”。因此，畢業后，她不打算回縣城，要去更遠的上海或杭州工作。“逃得遠遠的，才不會被拉去結婚。”

▲ 30男30女的集體相親活動。圖 / 受訪者提供

男女有別

但關于生育的魔咒，只是禁錮在縣城適婚青年們頭上的第一層束縛。在這之后，男女雙方不對等的評價體系，則讓這個尋找合適伴侶的過程，變得更加艱難。

在許多縣城的婚戀市場里，存在一些不證自明的“公理”。比如，最受長輩們認可的，常常是公務員，或者其他有編制的工作。但在這一點上，男女是有區別的。

一份有編制的工作，在相親中，往往選擇權更大，尤其是男性。以至于一些人甚至因此“過度膨脹”，定下過于嚴苛的擇偶要求。

這一點，劉玉瑩頗有體會。她手里有一位85年的男會員，在有編制的單位工作，個子一米七左右，有輕微的禿頂。但他的標準蠻高，其中一項決不妥協，必須是90后，“連89年的都不行”，而且要漂亮，“得是大家都認同的那種大眾意義上的漂亮”。

接連相看了十幾個，始終沒有相中，每次的回復都是，“我覺得不太合適”。劉玉瑩聽得明白，這只是他的委婉說辭，“就是覺得看不上人家”。

當紅娘兩年多，劉玉瑩遇到的最苛刻的一個會員，是一個捧著一大摞證書來征婚的人。

來人叫吳利文，他一進門，劉玉瑩腦子里的資料庫自動開始運轉——看起來175cm以上，身高夠了；長得挺干凈、清秀，模樣不錯；蠻年輕，應該不到30歲。

就在這時，劉玉瑩的判斷和篩選被打斷了，因為吳利文坐下后的第一件事，是把帶來的證書，鋪滿一桌——研究生證書、獎學金、獲獎證書……劉玉瑩目瞪口呆，聽到對方介紹自己，90后，在醫院工作，有編制，早些年在浙江的大醫院，剛剛考回老家，房車都有。

對方特別強調，在找到紅娘之前，家里的親戚已經介紹過一圈適齡女生，可惜一個都沒成。

聽到這，劉玉瑩問他：“那你喜歡什么樣的呢？”

回答她的是一張照片。一個穿著旗袍的女孩，倚坐在木制的推窗前。吳利文說：“這是我前女友的照片，長得要清秀、好看，看起來也得有氣質、有內涵。”

劉玉瑩概括地形容：“他想要的是林黛玉那一款，或者是劉詩詩。”

然而，與有編制的男性不同，在縣城，如果一位女性太過于優秀，她常常會發現自己沒有什么選擇的空間。劉玉瑩在實踐中也發現，不少有編制的女孩，她們的相親要難上許多，最大的難點在于，跟她們差不多優秀的單身男性，在縣城本來就不多。

蘇曼是江蘇北部縣城的一名語文老師。研究生畢業之后，她聽了父母的建議，回到縣城老家工作。這幾年里，她陸續給自己新買了房，又提了車，父母都有穩定收入，于是開始催婚。

但在縣城，她的相親路有些不順。一個從大城市考回來的、有編制的男生，顯得頗為傲慢，比起相親，更像是面試，問她高中、大學、研究生都是在哪讀的，房子在哪個小區，有多少存款，5年內的職業規劃是什么……說到最后，對方手指向蘇曼斜后的方向，順著看過去，是一排排建成沒幾年的居民樓，他告訴蘇曼，這里是最好的學區房，“我打算以后住在這兒”。

這個男生跟她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有不少人排隊跟我相親。”話里話外，反復在蘇曼面前表現出一副不露怯的樣子。回去后，兩人再也沒聯系。

后來，蘇曼也不再執著于編制，對方學歷不如他，她也愿意接觸。有一次，一個專科畢業的男生，對方帶她逛公園，壓馬路，唯一的花銷是兩杯奶茶，還是蘇曼付的錢。

還有個正在做生意的高中學長，特意約在下午，這樣不必吃午飯和晚飯，兩人的相親地點，是商場中間的休息椅。見面之后，除了早中午發一句，“你干嘛呢？”之外，再無聯系。過了一周，男方還向紅娘抱怨：“女生不夠主動。”仔細問過才補充了幾句，說是見面那天，看到蘇曼的手腕太細，太瘦了，“看起來不夠有福氣”。

這樣的不對等，也并非某一個縣城的困境。江西財經大學教授歐陽靜，寫過一篇《縣域體制內的“剩女”》的論文，對縣城女生婚戀進行過調查，她發現，源于家庭對于男孩和女孩的預期和定位不同，優秀的女生回歸縣城的比率要高于男生。有些時候，“由于縣域體制內女青年，普遍想選擇比自己更優秀的體制內男青年為婚配對象，但在縣城，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上，均無法滿足這一擇偶要求。”

最后，每次相親回來，蘇曼都一五一十復述給父母聽，讓他們明白，“自己沒有消極抵抗”，而是真的不合適。次數多了之后，父母漸漸理解，不再催婚，讓她得到了喘息的空間。

▲ 相親自測評分表。圖 / 網絡

一票否決

比起其他所有因素，縣城婚戀市場中，往往有一個雷打不動的底層條件在支撐著這些規則，那就是彩禮和房子。

它們具有一票否決權，如果拿不出來，將無法走進相親的“準入之門”。這無疑給進入這個婚戀市場的參與者帶來了壓力和負擔。

都說江西彩禮高。2022年的8月4日，是這一年的七夕節，一場集體相親正在江西吉安遂川縣的草林紅色圩場小鎮舉辦，一面“抵制高價彩禮，樹婚俗新風”的承諾簽名墻，立在了最顯眼的地方。

▲ 相親活動上，抵制高價彩禮的簽名墻。圖 / 受訪者提供

談彩禮，是相親中的重要一環，在江西，彩禮一般是20萬，為了圖吉利，“會定成18.8萬，甚至是28.8萬”，根據時代數據的調查，江西的彩禮數字，在中國31個省(區、市)中最高。緊隨其后，是黑龍江、河北、四川的彩禮，也都在10萬以上，一些省份，則要附帶房車。

到了農村，則有更多的講究。比如，結婚當天的禮金，要“三斤三兩”，是指一摞摞100元現金稱起來，剛好3斤3兩重，加起來15萬元。還有“萬紫千紅一片綠”，1萬張5元，1000張100元和一把50元，至少15萬元以上。

有許多因為彩禮沒談攏，最后沒結成婚的例子。比如安陽市湯陰縣的老陳，把一輩子的積蓄都拿出來，又欠了20多萬的債，才湊齊了縣城婚房錢和11萬彩禮，給27歲的小兒子娶親。但婚禮當天，小兩口為了禮金的歸屬一直在爭執，最后，不歡而散，原本熱鬧的婚禮，只剩下他和門上貼的破損的喜字。

紅娘劉玉瑩也定了一個規矩，如果沒有房子，相親是連“對方的面都見不到的”。86年的池建在當地做水電裝修，一年賺小10萬，他身高不高，但長得不錯，家里三個姐姐、一個哥哥，分家后單獨建好了自建房，全都結婚了，唯有他，沒建房，也沒買房。這些年，在相親時，次次被拒絕。一聽到他沒房沒車，全都沒戲，哪怕解釋自己“有些積蓄，能夠買房”，對方也不會相信。

常年一個人在家，池建早就學會了做飯，但這在相親中，并不算加分項。他找到紅娘劉玉瑩，拿著會員合同前前后后，翻看了五六遍，才下定決心簽了字。

在劉玉瑩看來，這樣的條件，在女生眼里，“就是一無所有”。沒辦法，“只能找離異的，帶一個兩個孩子的，他也不能挑了。”

同樣的情況，如今也逐漸會發生在女生身上。比如90后的江嵐，在電信工作。有一次，她相親的是一個35歲的離異男士，她們約在自家的自建房見面，房子空有一個外殼，里面還是毛坯，只裝了一半，看到灰白的屋子內部，男生丟下一句“不合適”，轉頭向外走。

紅娘還想爭取，追過去問，“覺得哪不合適？”

結果被對方一句頂回來，“誰都知道哪不合適！”

江嵐面上不顯，心里很失落，她家姐弟三個，父母已經去世，建房全靠自己，錢不夠，只能一邊攢、一邊接著建，她有房子的負擔，也沒有父母能幫襯著帶孩子。在相親市場里，江嵐這樣的女生，個人條件不錯，卻因房子被“一票否決”。

作為紅娘，劉玉瑩其實是更加倡導自由戀愛的。她自己跟丈夫，是同一縣城的高中同學，畢業多年后，偶然取得聯系，開始戀愛，一個在北京，一個在廣州，結婚時，沒受父母、親戚的主導，也沒談房子和彩禮，直接結婚了。

直到5年前，她才帶著孩子一起回到了老家，在縣城，她被朋友拉著一起搞婚戀創業，丈夫在鄉下工作。

然而，像她這樣的人，終歸是縣城的少數。

代際戰爭

結婚并非兩個人的事。無論城市還是縣城，婚姻大事，都離不開父母等血緣親戚們的介入。但縣城擁有的諸多家族傳統、固有評價體系，有時候，會讓身處其中的人，感覺更加難以掙脫。

90后的杜宇飛，在外人看來，條件哪里都好，但總覺得他身高只有一米六幾是個短板。他在河南駐馬店平輿縣做醫生，家里是做教育的，開了幾家輔導機構，名下有幾套房，還有車。只是，父母對改善下一代基因很執著，對杜宇飛談了幾年的大學女友一直不滿意，只因為對方個子嬌小。

杜宇飛抗爭過很久，但最終，父母還是把他們拆散，讓他考回了老家。

找到當地的紅娘張慧時，杜宇飛的父母只有一個要求——女孩的身高，一定要超過1米7，因為要“改善基因”。哪怕杜宇飛直到現在，喜歡的都是比他矮一些的女生。

父母和子女意見有分歧的情況，張慧碰見過不少，“孩子看眼緣、看外形，可能只看到眼前，但父母們已經看到10年之后了”。每當遇到這種分歧，張慧都默不作聲。

她覺得無力，這沒有對錯，是現實和親情的融合問題，“很復雜的”。

但作為紅娘，只能“盡量讓雙方都滿意”。最終，張慧找到了一個身高與杜宇飛相差不多的做教師的女孩，對方和父母都不介意身高，只想找“憑自己的技術吃飯的”。

換句話說，只要雙方最看重的條件能夠滿足，其他次要條件，往往都能妥協。

第一次見面，在公司的相親小屋，張慧在屋外邊看、邊等，聊了快30分鐘，兩個人還沒有結束，為了保障見面的次數，防止下次沒話聊，張慧趕緊進去叫停兩人。離開時，兩個人很快約好了下次見面的時間，張慧心里暗喜，“一看就有戲”。

▲ 相親小屋的一角。圖 / 受訪者提供

最后，兩人成功訂婚。這是縣城紅娘們頗有價值感的時刻，后來每次見面，杜宇飛的父母都要拉著張慧的手，叫她“真是恩人啊”。

現如今，許多年輕人去外地工作，對于婚姻之事越來越不急，反而留在縣城當地的父母越來越急。

上周末，劉玉瑩剛送走一位客戶，就又迎來了一對老夫妻，果然，他們是瞞著孩子來的，想為95后的女兒介紹。

老夫妻說，女兒小嘉學護理專業，畢業后留在了廈門，在一家月子中心做護士，小嘉人內向，大學也沒談過戀愛，每天下班后，喜歡躺在家里看電影，不出門，也不愛跟人交際。

小嘉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自己吃飯，追劇，有時間的時候，就跟朋友、同事去逛街，拍照，看個電影。相比之下，她母親要急得多，每次打電話，說兩句就要拐到找對象上。這也成為母女二人分歧的根源。

對于母親的催促，小嘉就一句話——“一個人過得挺好的。”

劉玉瑩理解她的想法，年輕人在大城市待過后，許多想法會改變，再回到縣城里，會不適應當地的婚戀規則。“她們想談感情，但相親只有條件。”

而一旦矛盾激化爆發，可能會迎來雙輸的結局。就像湖北的褚楚，她已經28歲了，跟男朋友談了4年戀愛，畢業前，打算兩個人一起留在武漢，但父母強烈反對，讓褚楚一定要考回縣城，還發動親戚輪番打電話勸說。

母親甚至親自找到學校，要她同意才肯回去。男朋友沒法跟她一起回縣城，長期異地也不現實，最后，褚楚最終只能妥協，分了手，考回了老家的事業單位。

回到縣城后，褚楚不接受父母安排的相親，告訴全家人自己要做“不婚主義者”，她不住在家里，不需要父母的生活費，全不受牽制，用自己的方式表達抗爭。

她的父母找到紅娘，請求幫助，但紅娘并不是萬能的，當縣城婚戀的困境以這樣的形式爆發后，紅娘只能告訴他們：“如果女孩愿意通過好友申請，我才能勸勸她。”

只是，紅娘等到現在，始終沒有等到通過的消息。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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