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8日下午，時隔三年，張淼在四川省成都市某三甲醫院的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病房（以下簡稱“ICU”）見到了父親。57歲的父親是新冠危重癥患者，還沒有脫離危險期。
他抱了抱父親，一下子就哭了。他覺得父親蒼老了很多，原來沒有白頭發的父親，鬢角多了白發。
張淼今年27歲，三年前，他在美國完成學業后，留在紐約的一家公司工作，因為疫情，三年多沒有回國。
(資料圖)
直到2022年12月23日美國東部時間早上，母親打來視頻，向他轉述了醫生的話：父親的情況很不樂觀，肺部感染已經接近白肺，呼吸衰竭也很嚴重。他的情況應該讓所有的家屬都知曉，讓所有的家屬都做好心理準備。
張淼感到錯愕，在他的記憶里，父親的身體一向強健，幾乎沒有去過醫院，起初得知父親染上新冠，他以為只是“一次感冒”，發展成危重癥，是他始料未及的。和許多在這個冬天試圖熬過去的危重癥感染者一樣，父親從救護車上被轉移到了急診室，又進入了ICU，遠在他鄉的張淼，找辦法買藥、制氧機。起初，他只能依靠與母親通話了解父親的病情，而兩地的時差和對病毒發展情況的未知，又使他“每一步都慢一步”。
2022年12月24日，沒有任何猶豫，張淼坐上了回國的航班，他希望為父親提供精神和心理的支持，像醫生說的那樣，把所有的方法都試一遍。
幸運的是，他的父親在ICU里經過22天的救治，肺部感染有所吸收，血氧值、血常規和精神狀態都在向康復的方向發展。1月10日，辦理了出院手續。
這是張淼三年來第一次回家過年，經歷了父親此次生病，張淼說，原來覺得親情是一種理所應當的東西，親人之間就會有親情。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親情帶來的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責任感和羈絆。
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為視覺中國 資料圖
【以下是張淼的口述：】
（一）
父親今年57歲，在成都做教育行業，工作中接觸的人比較多，放開后，感染是不可避免的。但他發展成重癥，我一開始覺得挺震驚的，因為他沒有基礎疾病，每天都走路鍛煉。除了每年體檢，在我的印象里，這幾年幾乎沒有專門去過醫院。
12月15日，父親抗原陽性，身體出現了發燒、咽痛的癥狀。當時我給家里打視頻，他狀態很差，在床上躺著，聲音比較沙啞。我說，爸你肯定感染了。他覺得瞞不住才告訴我。
由于疫情，我有三年多沒有回國。我本科畢業后，到美國讀的研究生，2020年碩士畢業后，留在紐約的一家公司工作。
我每一年都會數次產生想回國的想法，但是一查機票價格、國內當時防疫的隔離政策，再想到回國以后，也有可能變成紅碼，沒有辦法回美國，很多次被勸退了。
12月上旬，得知國內放開的消息，我跟父母的聯系更加頻繁，從每周三四次變成每天都聯系。美國放開的時間比國內早兩年，我經歷過一次大規模的感染，我身邊的朋友只有兩個人沒有被感染過。
所以我給父母的建議是：每一天攝入足量的維生素C增強自己的抵抗力，吃大量的水果、肉補充蛋白質和維生素；家里備一些退燒藥。但我比較后悔，沒提醒他們買一個血氧儀。
感染的前三天，父親的癥狀和大多數人一樣，發燒、咽痛、渾身乏力，需要臥床休息。吃了退燒藥之后，第四天，他甚至還出去買了菜，回家做了飯，我當時以為他有所好轉。
但到了第五天，他的情況急轉直下，胸悶氣短、咳痰咳不出來、呼吸困難，有時處于昏睡的狀態。我媽想讓他去醫院，但是父親覺得沒事，還能挺一下。
其實當時我們沒有完全意識到，父親已經嚴重缺氧，或存在肺部感染。因為父親此前沒有過肺部的問題，家里也沒有血氧儀。而我在美國時，身邊的人感染后的癥狀都比較輕。
北京時間12月20日上午，父親感染的第六天，母親告訴我父親的癥狀沒有好轉，好像還加重了。我當時很緊張，我和母親都覺得必須去醫院，不能任由他來。
當天吃過午飯，母親帶父親去了離家最近的二甲醫院。他走路過去非常勉強，從進醫院的那一刻就開始吸氧。不戴呼吸機，他的血氧值是69，隨時都有可能昏迷。
在醫生看來，由于一開始父親缺氧不自知，沒有采取吸氧等救治措施，耽誤了兩三天，導致他的病情有些危重。
醫生讓母親聯系120，能去大醫院就去大醫院，萬一出現病情變化，能有更好的搶救條件。當時母親也被感染了，身體比較虛弱，在醫院陪護了父親一宿，他依舊沒有任何的好轉。
從我家到省內最好的三甲醫院開車要1個多小時，當時父親的狀況不能離開氧氣，只能等待120轉運。母親頭一天晚上聯系的120，排隊到次日早上8點多，才等來轉運車輛。
12月21日9點多，父親被120送到三甲醫院。母親跟我描述，急診能夠看到的所有空間都被利用了起來。走廊上、過道上、診室門口全都是在排隊的病人。癥狀輕一些的病人還能倚靠墻站著，像我爸這種沒有辦法站著的病人就租一輛輪椅，坐在邊上，家屬去排隊。
那會兒，醫院沒有床位，父親只能在輪椅上用制氧機吸氧，當時他的血氧值80多。
母親在急診排隊八九個小時，直到下午快6點鐘，醫院安排父親進急診搶救室。有親戚也去了醫院幫忙，因為要填很多表格、交各種檢查項目的費用，母親55歲了，看東西比較慢，一個人很難搞清楚。
急診搶救室不允許家屬進入，里面的病人實在太多，如果家屬進去就沒有空間了。晚上，我給父親打了視頻，父親手機晃了一下，視頻畫面里一排全都是床。他說：“腦子昏昏沉沉地想睡覺，我真的不想再說了，我太難受了。”沒有說幾句話，他就掛了。
（二）
12月22日早上，醫生給父親做完胸部CT，說一半的肺部接近白肺，肺部有多發炎癥、玻璃影、水腫、胸腔增厚、心臟增大，結論是：他就是危重癥。隨后父親被轉入ICU的病房。
ICU病房是六人間，通常情況下，ICU是不允許家屬進去的。但當時醫院的病人太多，醫護人員負擔太重，所以醫院出了一個政策，每個床位允許一個家屬陪護，幫助病人喂飯、擦洗身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生活護理，陪護的家屬只要進去就不能出來，出來就不能進去，中途不換人。
母親當時也沒好利索，還在咳嗽、有痰。但在那種狀況之下沒有辦法，母親進去陪護了。ICU里面六個床位的六名家屬共用一個衛生間，白天共用一把椅子，晚上睡在簡易折疊床上。
剛進ICU的前幾天，父親一天要輸液八瓶，包括消炎藥、保護肝臟的藥、激素治療藥物和免疫球蛋白，還需要抽血化驗、打注射針。
12月23日美國東部時間早上，我決定回國。因為母親跟我視頻，說醫生當天找她談過話，父親的情況很不樂觀，肺部的感染挺嚴重的，已經接近白肺，呼吸衰竭也很嚴重。醫院把能用的方法在接下來幾天都用上，但不能保證治療的效果。如果效果不好的話，后期可能會插管。到了插管這一步，病人存活率更低。
最后醫生跟她說，父親的情況應該讓所有的家屬都知曉，讓所有的家屬都做好心理準備。母親一時間挺崩潰的。
我心里也很著急，醫生說，像父親這樣的病人，精神支持也可能會有效果，這也是我回來的原因之一。
在我小時候的記憶里，父親工作比較忙，相比于母親，他跟我相處的時間少一些。但他都在盡他所能地關心我，每次出差之前，都會把飯做好，出差回來，每次都會給我帶禮物。
我讀大學以后，因為物理距離的原因，我們相處的時間更少了。我一般是美國東部時間的晚上給家里打視頻，對應的是北京時間上午，我跟母親視頻的次數更多，因為母親退休了，父親還在上班，只有在周末有機會跟他聊會兒。
決定回國的那天晚上，我幾乎完全沒有休息，我在全網各種平臺上面查：“新冠危重癥怎么治療的？用了哪些藥？哪些治療方案？病情發展是怎么樣的？”整晚都坐在床上收集信息和資料。
網上的治療建議基本都提到了激素治療、免疫球蛋白、消炎藥和新冠特效藥，即國產的阿茲夫定片以及輝瑞公司的Paxlovid。母親也問我能不能在美國開到Paxlovid帶回國。
但紐約對于藥品的管控相對嚴格，需要向醫生證明自己是高?；颊撸苡锌赡軙蔀橹匕Y，比如說長期吸煙或者有呼吸道基礎疾病，感染了新冠，醫生才會開這個處方。
我在美國之前沒有接觸過這個藥。后來，加州的朋友幫忙開了藥，加州的藥品管理寬松一些。醫生開了處方后，自己去藥店領藥。12月24日，我到加州拿到兩盒Paxlovid后，從加州上飛機回國。
12月26日傍晚，我到了成都的機場，是從加州到香港，再轉機回成都的。算上從紐約飛加州的300美元，全程機票五千一二百美元。
我入境辦完手續，直接去了隔離酒店。因為當時成都還在實施入境集中隔離2天的政策。
見到父親前的那幾天，我心里很著急，晚上經常睡不著覺。頭腦里面會去設想一些很糟糕的情況，越想越絕望，我自己的性格就是，當一個問題出現的時候，我會鉆到那個問題里面去；白天，我還要處理休假申請、工作交接、簽證手續、開通手機漫游、去加州拿藥、買咳嗽藥、退燒藥等事情。
又因為我在國外，感覺每一步都慢一步。我不能得到一手信息，需要母親傳達給我；十多個小時的時差，又會有想做的事情不能及時去做的感覺。
（三）
12月28日下午，時隔三年，我終于見到父親了。
他雖然沒有力氣，戴著呼吸機面罩說話，聲音很小，但人是清醒的。他看到我很高興，他躺在床上，我抱了抱他，當時我一下子就哭了，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我爸這樣的狀態。我感覺怎么人就這樣了？
我覺得他蒼老了很多，鬢角有白頭發，因為我父親是一個不太顯老的人。這次生病之前，他沒有一根白頭發。
父親當時還沒有脫離危險，我很害怕（他離開），一直坐在他旁邊，拉著他的手說話。但父親跟我說的最多的話就是他沒事。
母親告訴我，她把我要回國的消息告訴父親的那一刻，他眼睛里面瞬間就有了光，一下就很開心。我和母親都覺得我這次回來是一個很正確的決定，給我爸很大的心理支持，對于他的康復有重要的作用。
其實這家三甲醫院ICU當時的政策不允許第二個家屬進去，避免打擾病人休息。我們是向醫生求情了，以“換陪護”的名義，我短暫地進去看了父親一個小時。
12月29日，我父親狀態還算穩定，沒有再出現血氧飽和度掉下來的情況。他拍了胸片后，醫生又一次找母親談話。醫生說，父親肺部的炎癥還沒有吸收，肺部可能還沒有好轉，不排除病情惡化、突然需要插管的情況。
在母親看來，父親每一天都會至少有一個新的進步，比如說今天血氧值達到95了，又能多吃一口水果。但肺部炎癥的好轉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很多時候可能他精神狀態不錯，但肺部的炎癥并沒有吸收，甚至還在擴大。
也是在那一天，聽了醫生的意見后，簽完家屬同意書，父親用上了Paxlovid。盡管當時父親已經感染超過十天，錯過了用藥的最佳時機，但能用得上的治療方法都嘗試。（后來）具體是哪種方法起的作用，很難說清楚。
2022年12月30日，張淼父親的呼吸機參數。 受訪者供圖
12月31日，我再次去看父親的時候，感覺醫院政策靈活執行的空間在變大。那次我在ICU病房陪了父親一下午。父親的狀態好了一些，他醒著的時間更長了，說話稍微多一點。他不是真的想睡覺，但沒辦法長時間睜著眼睛。
2023年1月1日，我在社交媒體上詢問：新冠肺炎重癥如何脫離呼吸機？當時父親已經能交流說話，吃得下飯，戴著氧氣面罩，血氧值98，我希望他早點康復出院，但是康復出院的一個先決條件是把呼吸機摘了，我有點著急，想，為什么第一步就這么艱難？
把父親的經歷發到網上，也是人在絕望的時候什么方法都想試一試，說不定別人的一句話或者一個想法，能給我們一些幫助和啟發。
1月7日，父親拍了胸部CT，醫生發現他的肺部感染有所吸收，炎癥在向康復的方向發展，驗血報告結果和他的精神狀態也是向好的，覺得他可以摘掉呼吸機，改用制氧機吸氧了。
脫離了呼吸機后，父親逐漸可以自己坐起來，下地走一兩步。1月9日，醫生判斷父親達到了出院的標準。第二天一早，我接到母親消息，出院手續都辦好了。
我帶著提前在網上買好的制氧機，去接父母回家。醫生說，父親回家后要繼續用便攜式制氧機吸氧，如果十天后到醫院復查沒問題，才可以斷氧。
制氧機是去年12月底買的，當時醫院里提前出院的人告訴我們，回家以后需要用一段時間（制氧機），我們買了，保證他出院之前到貨。父親回家以后除了吸氧以外，還需要注意休息，不能劇烈活動，不能受涼，飲食上要清淡。
說實話，父親這次生病把大家都嚇得不輕，現在每一天都會談論健康的問題，擬定一些計劃，關于鍛煉、飲食、休息時間等，他們覺得一切都沒有健康重要。
我的心態也有一些變化。我原來覺得親情是一種理所應當的東西，親人之間就會有親情，但是我沒有意識到親情所帶來的一種自然而然的責任感和羈絆。當親人出現緊急情況的時候，我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無論以何種手段、不管花費什么樣的代價，都要盡快回到他身邊，給他用最好的、能夠用到的一切治療手段，讓他趕快好起來。
三年多沒有回家，我覺得唯一錯過的就是與家人的陪伴。對于很多在外面打拼的年輕人來說，這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現實。但隨著父母年齡增大，身體的素質逐漸下降，我也是獨生子，如果他們出現了一些狀況，真的讓人很著急、很無奈。
（這）也讓我重新思考，我怎么樣規劃自己的將來。之前我覺得長期待在國外也可以，回國也可以，現在我可能比較傾向于后者。
我還沒有定下來回美國的時間，我覺得這個取決于我父親的康復情況。
今年過年，我和父母在家里安安靜靜地過，父親現在的狀態不太適合進廚房，由母親來掌廚，我給她打個下手。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張淼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