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凌馨

(相關資料圖)

編/ 王小

2月7日離開ICU到隔離病房的轉運途中 圖/受訪者提供

孫英春，北京最早被確診的新冠肺炎重癥患者之一，在2020年的大年三十住進北京的地壇醫院重癥監護室（ICU）。

在地壇醫院，孫英春住了28天，一半時間在ICU度過。多數時間，他躺在床上，身上插滿各種管子，只有雙腳能暗暗搓動，醫療儀器規律地響著，襯得病房尤為空寂。他能感受到的與外界的聯結，就是粗大的氧氣管不停往鼻子里灌著氣，“像個打氣筒”，可還是越來越喘不上氣。一度他與家人作了最后的道別。

就像一個俗套的賺人眼淚的故事，剛住進ICU時，醫生對孫英春說，“你放心，就算你上了呼吸機，我也一定能把你救回來。”

經歷了生死，他真的在第14天走出了ICU，又用另一個14天走出了地壇醫院。

2022年12月底，孫英春深居簡出，出門佩戴N95口罩，但也做好了“復陽”的準備。他對《財經》記者口述了自己的“ICU生存攻略”，想告訴大家，得了新冠重癥肺炎，是怎么從“鬼門關”走出來的。

血氧90，從急診到ICU

我是除夕前一天下午去的地壇醫院急診，那時已經發燒十天了。

2020年1月9日到14日，我回武漢看了趟父母。當時已經聽說武漢有一種不明原因肺炎正在傳播，我很小心，出門都戴著口罩。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是在回程高鐵上摘下口罩喝水感染的。

回北京的第二天下午，我在家沒出門，突然覺得有一絲涼意，還打了個哆嗦。當時室內供暖23度，我就覺得不對。第二天開始發燒，最高燒到39度。

我決定自我隔離，不再出門，下單買了兩個血氧儀，每天對照著監測幾次。接連燒了十天，每天感覺都比前一天差，但還是不愿相信自己得了新冠肺炎。我決定必須去醫院，是血氧降到92了。前一天量還是96、97。我試了很多次，深呼吸之后再測，還是低。

有經驗的同學、親朋推薦了地壇醫院，說這里是專門收治傳染病的。我是開車去醫院的，我不能冒風險讓出租司機感染。剛到醫院，走路、說話都可以，但是喘得厲害，四肢無力。等確診入院，再從車上拿行李下來，已經有些拉不動箱子了。

當時醫院發熱急診的人不算多。給我接診的醫生是楊大夫，他也給我量了血氧，量完了又換其他幾個指頭再量。我看得出，他是個極善良的一個人，反反復復測量，就是從心里不愿意你是這個病。

楊大夫沒穿防護服。我說你這樣是不是太危險了？他說傳染病有自己的機理，應該沒事。他還安慰我：不用恐懼，傳染病也沒那么可怕。

做完檢查、拍了CT（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我到一個沒人的過道去等結果。這時候我感覺身體里所有力氣都在消失，靠著墻都站不住了。

很快楊大夫拿著CT結果出來，神色凝重，說你準備馬上住院吧，就是確診了。

楊醫生一直在一線工作，但一直沒被感染。我出院以后專門去感謝他，他特別激動，說我是他第一個簽字送進去的新冠病人。他告訴我，兩天后他正在家里做飯，聽電視里說有個北京50歲的新冠肺炎患者去世了，“我當時眼淚就下來了，以為就是你，你當時的指標太低了”。

1月23日親手測量血氧的門診楊松大夫 圖/受訪者提供

我住進醫院之后情況確實很不好。第一天在普通病房，輸液、吸氧，抽血檢查。第二天下午兩三點時，醫生拿來病危通知書讓我簽字，簽完后準備了一下生活用品，就進ICU了。

那時我還勉強能走，自己坐著電梯上樓。去ICU的那個走道，顯得特別長。我是做傳媒的，平常會拍點片子記錄一下。當時心里就想，這要拿一個攝像機跟拍，厲害了。

ICU，不明甚懼

進了ICU，迎面一堆人等著我，有七八個，醫生、護士，還有北京電視臺的攝影師。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進ICU。

就覺得ICU里面很靜，擺滿了儀器，有大大小小的屏幕顯示著各種指標，還有個不知道什么機器，在頭頂嗖嗖吹著冷風。

我在ICU 圖/受訪者提供

電視劇《大宅門》里面白三爺有一句臺詞，“我他媽我了（完蛋了）”。當時我腦子里一瞬間空白，然后出現的就是這幾個字——我他媽我了。

我剛一被安排躺到病床上，接著呼啦一下所有人全圍上來看著你。這時，一個為首的男醫生來給我聽診，一個年輕女醫生開始大聲報出各種身體指標，那些指標我基本都聽不懂，就是隔著一個個防護面屏，看到醫生們的臉色很嚴峻。

后來我知道為首的男醫生叫劉景院，他給我聽診的時候，可能是穿著防護服聽不太清楚，他就把自己的防護服解開了，喉節都能看到。當時我就急了。劉景院說：你放心，我是專業醫生，不會那么容易被感染。

聽診之后，劉景院跟我說：“有一種可能，就是你的病情有一個向下的過程，最糟糕就是要上呼吸機，但你放心，就算上了呼吸機，我也一定能把你救回來。”他隔著面屏說話的時候，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睛，非常誠懇、堅定。

呼叫設備故障，臨時用尖叫雞替了兩天 圖/受訪者提供

在重癥室上ECMO（人工肺）相當于做手術，對醫生非常危險，前幾次都是劉景院自己操刀，讓年輕醫生站在身后。我身高192厘米、體重200多斤，有次去很遠的CT室做檢查，女護士抬不動我，劉景院就和另外三個醫生和男護士一起抬著我進出病房，前后折騰了一個多小時。

就這么在ICU住下了，身上插了好多東西，輸液的、手腕上測心電的、指尖上測血氧的，人躺著幾乎不能動，完全被各種管子、線包圍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那，手機也關了，當時護士告訴我，不建議病人使用手機。說實話，有一種從未經歷過的蒼涼感，更蒼涼的是，一位中年女醫生給我拿了一大盒餃子，我說吃不了那么多，她說今天可是大年三十啊，你要盡量多吃才好。

我能看到當時女醫生的表情，對我特別憐憫，也能感受到她聲音里有一絲恐懼。到后來跟醫生們聊天，醫生都說當時心里也慌，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傳染病，對它了解都很少，但在面對病人的時候，他們都得克制，不能表現出來。

ICU里24小時機器轟鳴，我的頭一直很疼，呼吸嚴重不暢，深深插入鼻腔的氧氣管很硬、氧氣很沖，把鼻腔和喉嚨里吹得極難受，還流過幾次鼻血，凝血把鼻腔都糊住了。我就把氧氣管插在嘴里，用棉簽蘸水伸進鼻腔，一點點地清理干凈。

ICU病房 只能從這個小窗看到外面的通道 圖/受訪者提供

最難受的是深夜，根本睡不著，迷迷瞪瞪睡幾分鐘就醒，再想辦法睡。我知道，在這個時候，睡覺對我至關重要。

ICU里大部分病人都是動不了的，或昏迷的。有兩次我做CT出了病房，在過道里使勁往別的病房里看，只能看到一個個病人都是一動不動躺著。后來病床緊張，還有人在過道里躺著。

我始終腦子清醒著，只是身體狀態一天比一天差。最早幾天，劉景院醫生一進病區就來看我，臉色特別沉重。幾個主管醫生也都告訴我：這個病會有一個向下的過程，到谷底再反彈，要多久反彈，還要看你自己的努力。

最高興的一刻，護士搬走呼吸機了

在ICU住到第七天，我感覺精神要出問題了。

隔壁兩個人也不正常。一個大姐，聽起來50多歲，總是有哭鬧聲，還能聽到護士在勸她。不過，我當時心里挺替她高興，能哭能說話，說明她身體狀態開始好了，至少不用插呼吸機。至于這個階段精神不太正常，在我看來很正常。我自己也覺得自己有些不正常，ICU 的環境實在是太隔絕了。

那段時間，醫生護士一天進病房次數不多，每次都匆匆忙忙，時間不會太長，兩三分鐘。多數時候都是自己一個人，看著灰暗的屋子，手指上閃著紅光的血氧儀，還有門上小小的窗子——在那個窗子的外面，是一個長長的過道，過道有一面是玻璃窗。我努力伸長脖子，就可以隔著小窗，看到外面大窗子之外的一點點風景。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發現，過道里的大窗戶放下了窗簾，完全遮住了我能看到的風景。我一下就感到了窒息，心里也頓時慌得摁不住。我請護士幫忙把窗簾拉上去，但太高了，護士弄不了。正趕上劉景院來查房，我就跟他說了情況，希望他處理。劉景院問過情況說，這個窗簾壞了，要不明天吧。我說別等明天，今天晚上我就瘋了。

劉景院出去后不久，我看到窗簾升了起來，當時窒息感就消失了。再過兩天我去做CT，看到窗戶上貼了張紙條：“窗簾不要拉下來，孫教授要看風景！”護士告訴我，那天劉醫生搬來把椅子爬上窗臺，弄了半天才把窗簾固定，然后就找紙筆寫了這個紙條。

劉景院等醫生幫我拉起通道窗簾后留下的紙條 圖/受訪者提供

離開ICU的時候，紙條還在窗戶上。我一直有遺憾，當時該把紙條取下來，一輩子做個紀念。

那些天，我不斷聽各種音樂，還聽相聲，從劉寶瑞到郭德綱，找最有趣的段子反復聽。最要好的一群同學，還有幾位亦師亦友的老師，一直在微信里陪著我。他們幾乎不說安慰的話，還像往常一樣，嬉笑怒罵。唯一有區別的，大家都不會像平時聊得太晚，都希望我早點睡覺。

最難的幾天數秒度日，我實在熬不住了，就主動找一個老友，請他給我講講他過去的經歷。他上來就跟我說：跟我比你這點事兒算什么呀。他就用電腦給我打字聊，一直寫到凌晨三四點，還把跟這段經歷有關的東西拿出來拍照給我看。

朋友們在精神上的幫助，對我身體上走出低谷，是最大的幫助。

醫生護士來查房的時候，我會盡量跟他們多說一句話，看到我狀態好點的時候，醫生護士也會跟我開個玩笑。大家都想調節一下氣氛，當時的環境，對每個人都太壓抑了。

ICU餐食 圖/受訪者提供

我胃口一直還好，每頓飯我都努力多吃，好跟病毒對抗。那時ICU病人吃的是醫院小灶，比醫生吃的都好，雞鴨魚肉、青菜水果俱全，還有酸奶。當時我的味覺一直是錯亂的，吃香蕉會覺得特甜，甜得難受。護士問我想吃啥，我說就想吃鴨梨。過了兩天，她就給我到別的科室“偷”來了好幾個。

還有護士給我拿來一大包酒精濕巾，帶著香味兒，是她自己的。在床上能有點力氣的時候，我就拿著濕巾擦臉擦身，盡量讓自己清爽一些。我的雙腳沒有掛管子，我常常會用雙腳互相搓壓，還抵著床幫做一些按摩的動作。醫生說，這樣輕微的活動可以。

有一天看到胡子長得太長，我就用牙膏當剃須膏，用了一個多小時，完成了刮胡子的動作。刮胡子的時候，氧氣管得從鼻孔里拔出來，為了不讓儀器報警，我還是用嘴含著。

清晨五點十分來抽血的ICU護士 圖/受訪者提供

ICU的護士異常辛苦，輸液、吃藥，什么事都是她們管。不巡視的時候就在電腦前值班，聽到哪個病房的儀器報警，“啪”一聲推開門就沖進來，特緊張。

從醫生護士對我的態度，我能看出自己的病情變化。我在ICU最后四五天，明顯能感覺他們進來后的神情和動作都在放松。有一天，一個護士從我的病床旁拿走呼吸機，說了一句：反正你也用不上了。哎喲，這可是真高興，我懸著的心一下落地了。

我總跟醫生說我想快點出去。2020年2月7日早上，護士突然通知我，可以轉去普通病房了，就是先得住單人病房過渡一下。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拿了個很大的黃色袋子，把所有生活用品都放在里面。我抱著它，坐著輪椅，被推著離開了ICU。那一天，陽光非常燦爛。

接下來我在普通病房待了兩個星期，期間還有持續的發燒、腹瀉，但整個身體的指標并沒有變壞，體力漸漸恢復，我可以洗澡，甚至還動手洗了全部的隨身衣服。

出院時與宋美華醫生合影 地壇2月20日 圖/受訪者提供

出院后，我回過地壇醫院。一次是出院一個月后復查，查出來索條影增厚，還有尺寸不大的結節等。但無所謂了，能活過來就好，不能想太多。

還有一次，出院20個月左右再去查抗體等，配合醫院的科研工作。我專門去探望給我治療的幾位醫生，一直在疫情一線的他們，都很疲憊。

我們都沒說“再見”。

入院25天后看到的第一個日出 圖/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