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貓的老吳住在安樂橋下，那有十幾個流浪的人。一個河南來打工的快遞員因為老板欠錢跑了，想在杭州的橋洞下對付幾天，再回家；一個獨眼的商人也住在橋下，平時做茶葉生意，虧了幾十萬，一直沒敢告訴家里人；一個干重體力的人，身體被壓垮了，就背著他的吉他，加入了安樂橋下的隊伍。安樂橋下最年輕的居民是2002年出生的舞蹈演員，因為疫情找不到工作，就搬到了橋下，對他來說，“活著不是選擇題”。大多數時刻，他們都沉默著，只有在很少的幾個瞬間，他們的人生才突然隆重起來。老吳跳入江中救貓就是這樣的瞬間。
撰文丨涂雨清 編輯丨金赫 出品丨騰訊新聞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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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樂橋下
誰也不知道那只貍花貓是怎么掉下水的。但它驚醒了安樂橋下正在休息的流浪漢們。肖彥是最先聽到叫聲的，大概是下午六點左右，橋下的燈已經亮了，能看見有個小東西在水里撲騰，肖彥找了根繩子，但貓咪在靠近對岸的地方，還是夠不著它。老吳也發現了動靜，那時候老吳還在喝酒呢。他走過來，看到有東西在水里掙扎，“我去救它”。他沒有猶豫，脫了衣服，跨過圍欄，就跳進了黑黢黢的水中。水可真冷，老吳的酒一下就醒了。
安樂橋
安樂橋下流淌的是杭州過去的護城河——東河，為了給橋下兩側的步道留出距離，東河流經橋下時，河面變窄，老吳不需要游太遠，就能夠著那只小東西了。他兩只手把貓舉起來，讓貓咪的腦袋露出水面呼吸，腳下踩著淤泥，趟回了岸邊。他嘴里念叨著，“我覺得我對這個社會還是有點用的，我覺得我對這個社會還是有點用的。”他把貓交給了岸上的年輕人，換了身衣服，又回到他在橋下的床鋪，接著喝啤酒去了。
那天傍晚，脫口秀演員梁海源恰巧經過這座橋，準備去附近的劇院演出，那是《坐在角落里的人》全國巡演的杭州站，他隨手拍下了這個故事，發了微博，20萬人知道了有個流浪的大叔，在冬天的夜晚跳進寒江，救了一只貓。
在杭州安樂橋下，住著十幾個流浪漢。也許是為了取暖，他們的床鋪大多緊挨著。老吳有安樂橋下最豪華的床鋪，一層防潮墊，一層海綿，一層床褥和一層棉被。他胡子刮得干干凈凈，精神勁兒總是很足。他有一個手提的水桶狀布包，里面裝著掉了漆的電動剃須刀、牙膏牙刷、一把酒店免費提供的白色塑料梳，因為常常使用，鋸齒上還留著黑色的頭發和污跡。
安樂橋下的床鋪
十八年前，老吳離了婚，兒子跟了老婆。他說自己沒了奮斗的理由，就買一輛捷安特牌的自行車，開始到處旅行。他第一站去了福建，后來又去了昆明、上海。他說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時候開始流浪的，一開始還有帳篷，不知怎么的，他不再需要帳篷了。他需要的東西越來越少，現在，他只需要一張草席、一個枕頭和一個被單。最后，他回到了杭州——那是他過去工作的地方，但這里已經沒有了家。
每個月，他計劃只花3000塊。他朝我晃了晃他的小腰包，說，錢都存好了，放在卡里，照這么過下去，到他八十歲的時候，甚至還可以給兒子留下一筆財富。誰知道呢？
我問他，有錢為什么要流浪？
他說，自由自在。“今天睡覺了，感覺到冷，想睡到幾點鐘就睡幾點鐘，我活得不蠻好的？”
“你活得這么好，那你人生沒有低谷嗎？”
“就是現在。”
“可是你不是說活得挺好的，很自由么？”
“是啊，我落魄，但我也很自由，這沒什么矛盾的。”
老吳在橋下的鄰居中，被稱作“上海老頭”的流浪漢是最早來這兒的，他在安樂橋下已經住了大半年。老頭72歲，總是戴著一頂黑色的鴨舌帽，穿一件黑色的薄外套，顯得更瘦了。也許是因為天氣冷，他走路的時候縮著脖子。
年輕的時候，老頭是票販子，后來紙質的火車票淘汰了，自己也隨著時代淘汰了。老頭老了，沒有工作就沒有足夠的錢，只有每個月2500塊的補助，是老家昆山的保險發放的。他住在馬路邊，公園里。夏天太熱，就住在西湖邊上，冬天橋下暖和，就又搬到橋下。老頭床鋪前常常放著一瓶可樂。他不抽別人遞過去的煙，不吃別人遞來的食物。他離開家已經50年了，只有阿姐死的時候回了趟家，阿哥還在世，除此之外，世界上已經沒有親人。
有個流浪的年輕人說，老吳和老頭是“職業流浪”的人。他們常年住在街邊，接受一個人風餐露宿的生活。
但在安樂橋下，更多的是離家在外打臨時工的人（畢竟正式工都得靠介紹）。一份工作干不下去了，他們就找下一個。找到工作的人，就帶著行李，離開安樂橋，也說不準什么時候又再回來。
一個廣西百色的年輕人住在橋下靠近外邊的地方，床頭擺著一瓶會稽山黃酒，空的。被子是夏天時買的，冬天了，他還穿著短袖睡覺，“習慣了就不冷”。今年夏天，家里的甘蔗割完，他就出來闖蕩，但并不順利。他說，網上能找到的活兒不多，好多工作順著地址找過去，就發現店關著，或者給的錢少得可憐。
沒錢了，只能住橋洞里。夏天時，他以為只是暫時住住，“人落難了，哪里都可以住”。只是沒想到半年過去了，上一次找到工作還是兩周前，兩天賺了400塊。在長時間住在這的人里，他的行李最少，兩套衣服，一個粉紅色的小箱子，還有一個鍋，用來泡面吃，沒有洗。
一年的時間過得很快。就快過年了，附近又多了一些彷徨的人。一個河南來浙江打工的快遞員因為老板欠錢跑了，想在橋洞下對付幾天。有個獨眼的商人也住在橋下，平時做茶葉生意，采購云南、貴州、杭州的茶葉賣到安徽，虧了幾十萬，一直沒敢告訴家人。到了杭州，他從火車站走到橋底下，住了下來。
活著不是選擇題
由于橋面壓得很低，安樂橋下的白天也是黑暗的，沒有找到工作的流浪漢們都在睡覺，橋下一片寂靜。下午5點，路燈會準時打開，流浪的人們開始行動，他們出被窩走走，和隔壁的床鋪說說閑話，仿佛這才是一天開始的時候。
有時起得早，老吳會騎著自行車，沿著西湖大道一路騎，二十分鐘就到了西湖邊，拎著一瓶酒，對著西湖喝酒。困了就在椅子上打盹兒，但是要記得不能睡著，睡著了可能會被趕。更多的時候，他就在橋洞下歇著，打發完這一天。
老吳的自行車
最先發現貓落水的肖彥，和老吳是同鄉，他們都是湖北仙桃人。兩個月前，肖彥背著吉他，從南京來到杭州，加入了安樂橋下的隊伍。他的上一份工作被中介騙了，還沒找到下一份工作。
六年前，肖彥28歲。那時他在制糖廠拉車，幾百斤重的糖，趁它60度的時候倒入模具，拉到指定的地方。一車糖太重了，干了50天，肖彥的胸椎就疼得不行，最后發現胸椎變形，醫生說不能從事很重的體力活，但他又只能干體力活為生。和所有身邊的人一樣，他努力給自己攢錢，計劃明天該做什么。但生病以后，干活的時間一長，就會背疼、胸悶，覺得心慌。
有一天早上八點，他像往常一樣，起床、刷牙洗臉、走出宿舍，去往車間，上夜班的同事緩緩從車間里走出來，目光無神，行動遲緩，拖著腳步離開工作崗位。說到這里，肖彥站起來，在河邊模仿起夜班車間的工人，“就像這樣，看起來很恐怖”。人生第一次，他感到迷茫，“我不知道我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價值。”但人總得活著，或許等錢都花完了，他會再去找一份“沒有意義的”工作。
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他給自己買了一把吉他，沒事的時候就彈彈。肖彥的行李中，最值錢的就是那把吉他，兩千塊，牌子是Magic。
一開始流浪的時候，首先思想上會接受不了，只能忍受，“因為很多（人）沒錢嘛，要忍受挨餓，可能有時候受凍的。”但最終他也只能接受命運。“如果人有選擇，沒有誰愿意住在這里。”盡管凍得要命，肖彥還是每隔幾天就想辦法洗個澡，或者去公共廁所洗個頭。每個星期，他都會開一間便宜的酒店，把所有的衣服拿去洗干凈。
安樂橋下最年輕的居民是2002年出生的舞蹈演員梁青春，他在2017的電視節目里伴過舞。疫情爆發后，舞蹈演員招工的群里“一片死寂”，他輾轉到了杭州，當起了臨時工賺錢度日。直到手機被偷了，沒有健康碼，臨時工也干不了了。
梁青春的面孔在安樂橋下顯得格格不入，他年輕、時髦，走路的時候會把衛衣的帽子戴起來。他記得，自己住在橋下的第一天，唯一的想法是，不如就這樣餓死吧。餓到第三天，或者第四天的時候，和命運賭氣的想法消失了，“當你認定你自己是一個流浪漢的時候，你腦子里很多想法就沒了，你不會有什么怨天尤人，你當天唯一的想法就是怎么把飯吃飽，怎么活下去。真的就只有這個念頭，沒有別的念頭了。”
梁青春走出橋洞，沿著西湖大道，走到西湖邊上，那有許多直播的姐姐們，有個“好姐姐”跟他聊天，知道他會跳舞，就讓他在直播的時候跳，一天給80塊錢。那是他9個月之后第一次跳舞。
每天都有三四十個人來看他，圍成一圈，密密麻麻。梁青春一邊跳舞，一邊看著觀眾，他能聽見他們夸獎自己，吹捧自己，“跳得真好”“跳得真干凈”……他差點就相信了。只是散場時，觀眾轉過身去，說“這小伙子混吃等死”。他很生氣，“我也不想混吃等死，每個人活著又不是做選擇題，不是想做啥就能做啥的。”他跟父母反目了，有家不能回，“因為借了十五萬開舞團，舞團沒有生意，錢也花光了，“我也想好的選擇題里面選擇一道，但是我沒得選。”
他說他是用肢體講故事的人。有一天，西湖邊的“好姐姐”放了一首毛不易唱的《像我這樣的人》，他決定通過一支舞，把他的落魄，把那些打零工的日子，把那些痛苦的生活用肢體表達出來。梁青春12歲就開始學習跳舞，面對著舞臺的燈光，他要睜開眼睛，保持自然的表情。長久之后，眼睛的散光變得很嚴重。他看不見人群的表情，在密密麻麻的圍觀人群中想象一個屬于他的舞臺。但故事沒能發展下去。他腦海中想表達的一個想法，忽然變成了很多很多個想法。動作變成了碎片，肢體失去了力量，“越跳越離譜，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首歌結束，圍觀的人還是為他鼓掌，夸獎他跳得好。他知道他們不懂，但他“特別沮喪”，他看見跳舞的自己像個小丑，早就失去了起舞的能力，還覺得自己在舞蹈上能有什么優越感。
那天之后，他不再表達，每天只是想跳完舞，拿到錢，吃上飯。他好想吃上一頓滄州火鍋雞，來杭州前，他在石家莊的一個舞團跳舞，總吃這個，要蘸甜醋吃。
春夏秋冬又一冬
老吳救貓之后沒過幾天，杭州氣象局發布寒潮藍色預警，一夜之間，氣溫下降了10度，杭州的冬天終于到了。下雪天，安樂橋下跑來了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偷了另一個流浪漢的一床被子和枕頭，想住下來，當晚就被發現了。小孩跑了，再也沒來過。
小孩當晚就被發現了
安樂橋附近的救助站工作人員呂叔每天都會來到橋下，看看這些流浪漢們過得怎么樣，是不是還活著。寒冷的冬夜，他希望“流浪的人少一個是一個”。他用自己的私人關系，幫4個流浪的人找到工作，希望把他們盡量都安置下來。只是有的人并不愿意得到幫助，也有人自愿睡在外面，即使給他們找了工作，也不愿意去。
呂叔也幫梁青春找到了工作，他終于有了住的地方，從這搬走了。住在橋下的日子，他時不時會談起現代舞，語氣中帶著熱愛，顯得炙熱，“那個舞種充滿了無限種可能性”。但他覺得自己不再有創造無限種可能性的能力。
梁青春最餓的時候，每天只吃一頓，連著吃了三個月。
對于一個流浪漢的生活標準來說，肖彥倒是顯得有些奢侈。夜里餓了，他從被窩里爬起來，去便利店給自己買了一份夜宵，和一瓶日式清酒。跟老吳邊吃邊聊。
流浪以前，肖彥也曾節約地過生活，好像能有什么指望似的。現在他無所謂了，想喝酒的時候就喝酒，想吃飯的時候就吃飯，“一天能花八十多”。他說，還有兩天，他的錢就徹底沒了。不知道明天怎么辦，不去想還有明天，“我想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很迷茫”。
大多數時候，肖彥喜歡沉默地抱著吉他練習，只有抱起吉他，撥動琴弦的時刻，肖彥才能感受到一些快樂。談論吉他，是他最愿意交流的時候，“我比較喜歡木吉他的聲音，比較自然一點。插了音箱也不行，我感覺那個聲音不好聽。”走過的人問，“你怎么不唱？”他說，“吉他不是已經有旋律了嗎？為什么還要唱呢？”
安樂橋居民們的床鋪前都擺著酒，一天的時間，沒有酒，會過得很漫長。肖彥的床邊也有一瓶桶裝白酒，1L的礦泉水瓶大小。早晨起來就得喝，晚上睡覺前也得喝。老吳每天也要喝一斤酒，抽兩包煙。口渴了，老吳打開床頭的礦泉水瓶，“這怎么是酒？”又開了另一瓶，聞聞，“好像也是酒。”
有時候，老吳喝完酒睡不著，找肖彥借了手機看電視劇，肖彥覺得，“（老吳）肯定也是無聊嘛，肯定也是孤獨嘛。”
一天，我和老吳聊到零點十一分，流浪的人都睡了，老吳盤腿坐著，紅色的毛線帽子摘了又戴上。一包煙抽完了，500ml的雪花啤酒喝到了第三罐，他依然說個沒完。那是我們對話的第五個小時，他講起往事的時候，很少在悲傷中停留太久，總是回到那些自己總結出的大道理中，反反復復，說給別人聽，說給自己聽。
老吳
老吳大概是喝醉了，我站起身的功夫，他昏昏沉沉，自言自語起來，反反復復說著同樣的話，“我是80年代的高中生”“肚子里還有點貨吧？”……
橋下的燈依然亮著，光線沿著墻壁上的石雕落下來，上面刻著秀麗的東河兩岸風光，也刻著閑散的、高雅的古詩。那是給游客準備的，老吳和鄰居們從沒好好端詳過上邊的字和畫。只知道燈會在每天下午5點打開，又在每天的早晨7:30關上。
?梁青春、肖彥等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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