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文自“新十條”出臺以來，不少地方都在為企業復工復產摁加速鍵。在很多人的設想中，防疫政策優化后，人間煙火氣就會立馬回歸，像摁下“一鍵恢復”按鈕，就能初始化電腦系統界面那樣。

但由于社會面感染者增加，部分行業企業復工情況受到明顯影響。在北京，很多快遞網點因快遞員大面積感染而出現人力短缺，快件積壓嚴重；在廣州，有的餐飲商家因員工陸續“中招”而無法運轉，剛恢復堂食又被迫停業。一些反對者據此認為還不如不優化——以往有健康寶綠碼和核酸陰性證明“護體”，不少人還能出門，現在不查驗這碼那碼了，出門的人反而少了。

從短期情況看，這似乎不無道理：防疫政策優化后，按理說有助于人和物“流動性”的釋放，問題是，隨之而來的還有感染者數量快速增加，這會帶來兩種情形，一是許多“陽”了的人不得不休息，二是很多沒“陽”的人擔心感染而減少活動面，最終這都會影響社會性流動，給快遞、餐飲等行業帶來現實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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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這忽略了至關重要的一點：解封有著兩面性，A面是會消除封控伴生的社會抑制效應，B面是會加速感染高峰的到來，但B帶來的瞬時沖擊是短期性的，A激活的社會活力卻是長期性的。因為短期的負外部性而否定解封長期的積極價值是一種短視。評估封控與解封各自對經濟社會的影響，顯然也要看長遠而非眼下。

對公眾而言，當下先要調整不切實際的“放開管控措施=大眾快速流動=經濟迅速回暖”的預期。從其他國家地區的經驗看，解封的確能提振市場信心，但伴隨著感染峰值出現的，經常是過渡期內生產節奏被打亂和消費低潮。特別是社會消費，恢復曲線不會像V型反彈那么陡峭，而是來得相對平滑。指望解封后就能三下五除二地將疫情對生活生產的影響清除，讓其快速回到疫情前，并不現實。

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因為生產生活被感染高峰擾亂，就否定防控優化的必要性。應看到，疫情擴散就像汛期洪水猛漲，封控無異于用物理手段圍堵洪水，解封則相當于開閘泄洪。隨著奧密克戎毒株的傳播性持續增強，也就是水位上升速度越來越快，靠堵已經很難堵住了。這時泄洪就成了不二辦法，盡管開閘后會出現洪峰，但能避免堤堰潰塌的風險。如果因為洪峰的出現就認為不該泄洪，那未免缺了些系統性考量的思維。

從社會經濟角度講，防控優化就是在重新打通國民經濟血液、經絡等環節的堵塞。在堵塞已經帶來一堆弊害的背景下，打通經脈的循環，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必不可少。

對很多企業來說，同樣是復工復產受影響，現在的情形跟封控狀態下是不一樣的。在封控狀態下，企業很難擺脫巨大的不確定性，它們會擔心今天剛恢復運轉，明天來個密接又得關門歇業；會擔心這波封控剛結束，下一波又在路上。而現在，企業會有相對穩定的預期，它們知道，等扛過發燒這幾天，員工就能返崗了；等感染峰值過去了，更多人也就會上街購物了。

再說，回到日常生活層面看，封控終究是一種非常措施，人們在特殊時期可以為防疫讓渡出行自由和經濟收入等權益，但終究要回到正常化的生活中來。所以今年以來，國家層面的疫情防控政策不斷優化，從“第九版”到“二十條”再到“新十條”，松綁態勢很明顯，它順應的是現實形勢，也是民眾呼聲。

但是，在“洪峰”來臨時，如何保障社會受到的沖擊最小，政府部門仍可有所作為。結合當前人們的反饋看，努力保障抗原、藥物等防疫物資的末端供應，并用分級診療服務網絡進行分流，避免或緩解“急轉彎”帶來的藥物緊張和醫療資源擠兌，也尤為關鍵。這其中，對老年人群體的兜底保障當更加完善。接下來，完善醫療應急預案，引導多方將醫療救護資源更多地留給最需要的老年人等特殊人群，是該有的動作。優化不是躺平，而是做較壞的打算、做最好的準備。

經濟層面上，針對很多企業復工受阻的情況，可以制定“一企一策”的對接服務方案，因需送上量身定制的“服務包”，幫它們解決暫時性的人手短缺難題；針對消費恢復期偏長的問題，可以考慮出臺更有力的促進消費措施（如跟商家共推消費券），鼓勵人們多消費。

說到底，不要因為感染高峰就否定防控優化，但當下顯然不是疫情終局，我們仍然需要一起共克時艱。但好在，時艱的“時”也是暫時和臨時的“時”，度過了艱難時刻，事情會在向好中變得更加可期。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