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工作證，我的車也有校內通行證，但這些都沒用，我必須要掃碼才能進自己任教的大學校門。”這是北京一所高校的教授武鳴遇到的問題。

(相關資料圖)

而不少社會公眾遇到的問題則是，當前很多大學校園尚未對社會公眾開放，如果自身和親友都不跟大學“沾親帶故”，連預約登記進校參觀的機會都沒有。

正因如此，近期有關高校校園開放的話題在網上引起了廣泛關注和討論。盡管多家媒體通過發表《大學校門，該打開了》《大學敞開大門，應是常態與共識》《校園開放成就大學之大》等評論文章，支持和呼吁大學校園開放，但目前“很多大學校園只向校友和親友開放”的局面尚未改變。

如果說，“大學敞開大門，應是常態與共識”，那大學開放校園到底難在哪兒？大學開放校園問題如何解決？近日，澎湃新聞采訪專家學者，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討論。

“進自己學校都麻煩”

“我有工作證，我的車也有校內通行證，但這些都沒用，我必須要通過掃碼才能進自己任教的大學校門。”近日，北京一所高校的教授武鳴向澎湃新聞說道。

武鳴認為，大學就應該是開放的，不僅應該讓廣大師生便捷地進出，而且應該向社會開放，而不是在疫情防控政策都調整以后，還沿用疫情期間的特殊政策。

“我前不久半開玩笑地對學校的安保人員說，你們應該是來給師生搞服務的，不應該是來管我們的。”武鳴說，“對方知道我是學校的老師，笑而不語，沒有作任何說明或者解釋。”

進自己工作的學校都如此麻煩，更別說去其他學校了。武鳴無奈地說道，如今路過其他高校都不敢貿然往里走，怕到了門口不讓進，碰一鼻子灰。只有因學術交流活動等，已由其他高校同行提前報備過的高校，他才敢挺直腰板往里進。

在數月之前，國家層面已對疫情防控政策作出調整，大多數公共場所已經恢復了自由進出的狀態，但目前仍有不少高校像武鳴所在高校一樣，保持著頗為嚴格的入校管理規定。

不久前，一段游客質問深圳大學保安“深大是誰的、為什么不讓進”的視頻引發了有關大學校園開放話題的討論。隨之，網上出現了有關“深圳大學迅速調整政策，校外人員憑身份證登記可直接進入校園”相關傳言。

但在5月7日，處在風口浪尖上的深圳大學發聲明進行了辟謠，稱“深圳大學入校管理規定暫未有變化”，并重申：持有校園卡、校友卡以及海濱小區住戶卡的人員可以憑卡入校；因公務來訪的人員可以通過入校預約平臺預約登記入校；確有急事未預約的來訪人員，經登記身份信息后，可由安全保衛部審核入校。后續，在確保學校正常教學生活秩序的前提下，將適時調整入校管理規定，盡可能滿足各界公眾的參訪需求。

也就是說，在面對巨大的輿論壓力的情況下，深圳大學沒有順勢開放校園，而是選擇繼續保持嚴格的入校規定。

澎湃新聞通過采訪以及梳理各高校發布的信息和媒體報道發現，目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四川大學、四川農業大學已面向社會人員實行登記入校，中南大學對人員進出學校已無限制，上海師范大學、上海大學、華東理工大學、浙江大學、南方科技大學等高校也已實行實名認證、時段限制、區域限制、提前預約等措施后面向普通公眾開放；但更多大學的入校政策與深圳大學類似，即仍主要面向校友、親友開放，其他社會人員目前無入校途徑。

高校校門的開與關

高校校園是否應該開放？這一問題其實已引發過多輪討論，大學校門則在不同時期經歷過“開”與“關”。

首都師范大學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院副院長蔣建華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早期國內大學大多是有圍墻的，實行的也是相對封閉的管理，這主要是因為當時整個社會處于封閉狀態，學校管理與社會管理相適應。

在1990年9月18日發布的國家教育委員會令第13號《高等學校校園秩序管理若干規定》中提到，進入學校的人員，必須持有本校的學生證、工作證、聽課證或者學校頒發的其他進入學校的證章、證件。未持有前款規定的證章、證件的國內人員進入學校，應當向門衛登記后進入學校。

蔣建華說，到了上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北大拆除了圍墻，建起了商業街，校園也自然而然能隨便進出了。同一時期，讀書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現象受到批評，大學對校門的管控也逐漸放松。

如很多網友近期在有關大學校園開放話題的討論中所說，疫情之前，國內大部分大學都是向社會開放的；只是近三年，由于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高校普遍實現了相對封閉的校園管理模式。

因此，在疫情防控政策調整、社會基本恢復正常秩序的當下，大量高校仍實行相對封閉的管理，引發了社會公眾的不滿。

對于大學校園管理的這種現狀，蔣建華指出，一方面是因為高校在校園開放管理上確實面臨一些的現實問題；另一方面是因為高校在管理中有慣性的路徑依賴，又或者有懶政思想——疫情尚未徹底遠去，不調整入校政策，意味著可以減少社會人員的進入校園，各類風險也相對更少、更便于校方管理。

蔣建華所說的大學校園開放管理中面臨的“現實問題”，其實是在疫情出現之前就存在的一些老問題。

在新冠疫情出現之前，部分知名高校就已開始限制社會人員入校，并引發過公眾對大學校園開放問題的關注和討論。

2017年，中山大學因“限制校外人員入校”的規定引發爭議，該校校友認為此舉有違中山大學一向的開放精神，希望學校公開“限外令”依據。2018年，南京大學也因在教學區的多個出入口安裝“門禁”而引發爭議。

當時，中山大學回應表示，此前有不利于學校治安的事件發生，“限外令”是出于安保考慮；南京大學回應稱，南大鼓樓校區地處市中心，周邊流動人員眾多，試行“門禁”制度是為制止各種擾亂教學、科研秩序的行為。

同期，北大清華等高校也對社會人員入校有所限制。2018年，北大清華雙雙推出校園參觀預約系統。北大明確，公眾可通過預約系統最早提前7天預約，每日開放預約總名額共3000人，其中上午、下午各1500人。清華明確，參觀校園實行網上預約，每個認證賬號一周內僅能成功預約一次，校園參觀開放時間為雙休日、法定節假日及寒暑假。

對于這類現象，陜西學前師范學院教師張強發表在《山東高等教育》2020年4月刊上的《公立大學校園開放的法理、學理與治理》一文中指出，在我國，有形的校園圍墻的開放與關閉，尚未能制定明確的制度規范與有效舉措。究其根源，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首先，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學擴招，造成了高等教育資源的緊缺，公眾的進入進一步造成資源緊張局面的惡化，校內師生與校外人員之間的矛盾時有發生。其次，民眾在參觀校園過程中缺乏素質的表現，引起了校內師生的反感與排斥。

如何解決大學校園開放難題？

“倡導大學與社會良性互動的時代，受制于資源有限和人文素質問題，校園開放過程中遭遇的尷尬局面，依然是當前我國公立大學開放過程中無法妥善化解的痼疾。”張強在《公立大學校園開放的法理、學理與治理》一文中指出。

但在專家學者看來，這并不意味著，大學校園因此有理由選擇不開放。

張強在論文中引用《知識社會中的大學》一書中的觀點指出：“大學的任務就是在社會中開放交往的場所，而不是像最近那種危險的行為：使自己成為一個高傲自大的官僚機構。”面對當前校園開放過程中遭遇的問題和困難，公立大學不應該消極對待，而是立足于社會需要和民眾引導，制定有效的管理舉措，提升民眾的參與素質，在社會公共議題中表現出足夠的社會責任感和文化向心力，而不至于陷于自我封閉或人云亦云的窠臼。

蔣建華也指出，大學研究的學問、大學培養的人才必須對接和服務社會需求，且不少地方大學是城市的文化中心，這要求大學向社會開放辦學。“大學不僅要打開校門，一些人文社科領域的論壇、講座活動等也應在一定條件下面向社會開放。只有這樣，大學才能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功能和作用。”蔣建華說。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大學校園應該開放。常態化條件下，大學校園向社會開放有利于大學的功能發揮。大學校園不開放，會使得大學的辦學觀念、理念難以跟上社會發展的節奏，也會使得大學難以融入現代市場經濟體系。

在儲朝暉看來，當前，導致大學在校園開放與封閉之間徘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有關校園開放條件下的風險防控的責任邊界不清晰，即大學校園開放后引發的安全問題等，是由高校負責，還是高校所在區域負責，又或是更高一級的管理者負責，其中職責分工并不清晰。從學校角度來說，如果不想擔當風險責任，就會延續相關保守、封閉的管理辦法。

1990年發布的《高等學校校園秩序管理若干規定》在教育部官網中尚可查閱，儲朝暉表示，這說明該規定尚未失效。這一規定發布至今已30余年，是否仍與當前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是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蔣建華提出，一方面，關于當前大學校園是否應該開放，可由教育主管部門研究出臺一份指導性意見。另一方面，隨著科技的發展，高校校園的智能化管理程度已經越來越高，可以通過制定、宣傳校園文明公約，采取登記入校制度、限制每天入校人數等各種方式，使高校校園管理難度處在可控范圍。

“辦法總比問題多，大學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應該是直接把大門關上，而應該發揮自身智力優勢，不斷提高管理水平、開放水平。”蔣建華強調。

（應受訪者要求，武鳴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