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錢、給假……效果有多大？

日本香川縣小手島中學日前為全校唯一的學生、六年級的今中章乃舉行了一個人的畢業典禮，同時學校也將不可避免地關閉。

這樣的例子近年來在出生率持續走低的日本并不少見。上世紀90年代起日本就實施了一系列打造育兒友好型社會的舉措，但新生兒數量依然在下跌。7年前，奈良縣川上村誕生了25年來第一個新生兒，被村民視為奇跡。2022年日本新出生人口為799728人，是自1899年有記錄以來最低，也是首次跌破80萬。首相岸田文雄警告，解決人口危機刻不容緩，日本已“處于無法維持社會功能的邊緣”。

(資料圖片)

小手島中學舉行一個人的畢業典禮。圖源：GJ（下同）

發錢？或許不夠花

生娃“燒錢”，發錢或許是最直接的措施。據日媒報道，日本政府計劃為每個新生兒提供10萬日元福利，女性一次性生育補助也從42萬日元增加至50萬日元。

地方層面也紛紛跟進。東京都政府在破紀錄的2023財年預算中，撥款1.65萬億日元用于扶持家庭育兒，較之前增加15%，計劃采取的“催生”措施涵蓋結婚、懷孕、兒童保育和教育各個階段。其中最重要的是，每個18歲及以下的孩子每月可獲得5000日元補貼，2歲以下的二胎寶寶可免費獲得兒童保育服務。

岐阜縣計劃為第二個及以后的孩子提供10萬日元現金作為生育福利。秋田縣則準備為2022年4月及以后出生的孩子每人送上2萬日元，縣政府官員說：“我們的目標是將秋田打造成一個可以無憂無慮撫養孩子的地方。”

生娃就發錢，聽上去不錯，效果能有多大？《今日日本》的分析有點扎心。該網站文章指出，盡管女性一次性生育補助從42萬提高到50萬日元，但日本平均分娩費用高達47.3萬日元，也就是說，當父母帶著娃從醫院回到家時，這筆補助已不足3萬。文章半開玩笑地說，這比朝日啤酒廠假日發給員工的外出就餐費還少。

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日本經濟就陷入停滯，這意味著令人失望的低工資和幾乎沒有增加的趨勢。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數據，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從1995年的659萬日元下降到2020年的564萬日元。

與此同時，育兒開銷卻在不斷上升。金融機構杰富瑞集團研究顯示，2022年日本是世界上撫養孩子最昂貴的地方之一。生娃補貼能否追上育兒消費？從日本人的態度看，并不樂觀。

日本樂敦制藥公司近日發布的2022年版《備孕白皮書》顯示，18到29歲的400名未婚男女中，回答“未來不想要孩子”的比例高達49.4%，為該調查開展3年來的最高，“育兒太費錢”等經濟問題是不少人給出的理由。而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的一項研究，低收入者不想要孩子的比例更高。

26歲的嘉納利木6月將與女友喜結連理。他表示，高昂的生活成本是他最擔心的問題之一。

嘉納在東京市中心一家大型企業擔任工程師，自認為收入相對較高。目前他和父母居住在橫濱，婚后將搬出父母家，但由于東京租房很貴，他還會在橫濱居住。

計劃婚后生育兩個孩子的嘉納坦言：“我覺得我負擔不起兩個以上的孩子。對經濟上不夠安全的人來說，一個以上的孩子都無法承受。”

橫堀健太郎（中）是川上村25年來第一個新生兒

給假？可能不敢休

除了金錢之外，時間和精力也是育兒中的大投入。在日本家庭，母親的養娃擔子格外重，很多女性不得不兼顧家庭和工作。那么，爸爸去哪兒了？

十年來，日本致力于推廣“育兒爸爸”概念，特別是敦促爸爸們休育兒假。日本議會2021年通過法案，日本男性有權享受為期四周的靈活育兒假，最多可獲得80%工資。然而根據衛生部門數據，這一年只有不到14%的新手爸爸休了育兒假，四分之一的人休了不足五天。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月發出誓言，到2025年要將休育兒假的男性比例從目前的14%提高到50%，到2030年提高到85%。

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并不容易，究其原因，既有日本社會性別分工傳統的根深蒂固，也有工作生活難以平衡的無可奈何。

“過去我覺得自己會在25歲之前結婚，并在27歲之前成為母親。但看到生了一個女兒的我大姐的情形，我就害怕生孩子了。”東京大學生巖井直人說，“在日本，有了孩子父親會繼續工作，很多母親則會辭職帶娃。而無論在經濟上、心理上還是身體上，撫養孩子都很艱辛。”

日本女子大學教授大澤美子在一個致力于平衡工作與生活的政府委員會擔任職務。她坦言，雖然政府鼓勵男性休育兒假，但日本社會關于勞動分工的傳統觀念依然很強。“所有撫養孩子的責任幾乎都由女性承擔，只要這種情況持續，生育率就很難提高。”

另一方面，爸爸們也有苦衷。

工會成員巖橋誠表示，許多日本男性害怕休育兒假，盡管有法律規定，他們仍然擔心休假會影響晉升前景，“對育兒假的小幅調整并不會顯著改變出生率的下降”。

東京明治大學經濟學教授加藤久作認為，不少小公司擔心育兒假會引發工人短缺，給想休假的年輕父親帶來了壓力。

據支持小企業發展的日本工商會去年9月的一項調查，52%受訪公司表示，公司內部缺乏“可替代員工”是執行男性育兒假面臨的挑戰。

41歲的黑田隆史在一家擁有約150名員工的IT公司上班，當他提出申請休育兒假時，老板很驚訝地說：“沒人能取代你。”后來終于獲得休假的黑田嘆氣道：“我想我的公司雇不起另一個員工來頂替我了。”

不過，正面例子也在萌芽。

人力資源公司員工蓮沼貫剛剛休完第三個孩子的育兒假，這幾年來他明顯感受到企業對育兒假態度的轉變。2020年，當他為二胎寶寶申請六個月育兒假時，老板說：“我不會阻止你，因為這是你的權利，但你真的要休嗎？”而后來，當他為三娃申請更長時間的育兒假時，老板鼓勵他“去吧”，沒有不情愿的跡象。

蓮沼貫用奶瓶給孩子喂奶

日本每日新聞網指出，企業立場改變的背后，是雙收入家庭數量的增加以及政府推動育兒假的努力。通過更新育兒假法、延長育兒假期限和提高育兒假期間福利，政府正逐漸滿足在職父親的需求。

本月起，員工人數超過1000人的日本公司將被要求公布休育兒假的男性員工比例，這種可視化的舉措也促進了企業意識的改變。岸田文雄還承諾，將為提供育兒假的中小企業提供補貼，具體細節將在6月公布。

生娃？觀念在改變

育兒成本考量之外，日本人的觀念也在發生改變。《日本經濟新聞》2月開展了一項讀者問卷調查，通過數千條開放式回答，更為具體地了解日本人不生孩子的理由。

一名20多歲已婚男子寫道，日本將進入經濟衰退期，這個階段出生的孩子會很可憐。還有人坦言：“我連自己的生活都擔憂。”

一名50多歲已婚女子說：“我母親抱有‘本來很想進入社會得到認可，但還是成了全職主婦’的遺憾，我在長大的過程中總感覺‘養育孩子就會犧牲自己’。”

相比大部分無奈和悲觀，偶爾也有一些積極的表述。一名30多歲已婚女子寫道：“無論有沒有孩子，都有信心度過快樂的人生。”

引人注意的是，現在的年輕人相比前輩有更多人生選擇，生孩子不再是必選項。一名30多歲未婚男性“希望人生不要以成家為前提”，同齡的一名已婚女性期望“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一名40多歲已婚男性表示“希望最優先保證二人世界的時間”。甚至有受訪者直言，因為有人不需要孩子，所以不必要總是強調育兒友好型社會。

23歲的橋本千香剛剛大學畢業，她不反對組建家庭，但也不會刻意去抓住這個機會，“完成事業，享受自由，遠比結婚生子重要”。她認為，經濟問題是她和許多其他年輕女性不再以家庭生活為中心的主要原因，“對日本女性來說，要在事業和家庭之間取得平衡并不容易”。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數據，2021年日本生育第一個孩子的母親的平均年齡增至30.9歲，為1950年有記錄以來最高，日本“職場媽媽”比例也達到有史以來最高水平——在有18歲以下孩子的家庭中，76%的母親參加工作，比2004年高出近20個百分點。然而，37%的母親從事臨時工作，往往沒有相應福利。

《日本經濟新聞》結合問卷調查指出，諸如“應該生孩子”“女性應該照看孩子”等傳統規則束縛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因此產生了“因為做不到”而決定不結婚、不生孩子的想法。此外，在醫療護理等社會保障方面，需要建立不管有沒有孩子都能放心生活的機制。

出品 深海區工作室

撰稿 浦城

編輯 深海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