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點：

1認為秸稈禁燒有好處的，只有不污染空氣這一條，但壞處卻能夠羅列出很多條。 2秸稈禁燒對農業生產產生負面影響，有農民調侃，“天上污染沒有了，地上污染開始了”。 3現在只是“不敢燒”而不是“不愿燒”。“不敢燒”是基層高成本、強壓力、強制式禁燒的結果。 4要實現百分百禁燒目標本就不科學，整個體系為此付出的成本夠高了，需要適時地松一松秸稈禁燒這根緊繃的弦了。

“秸稈禁燒”系列文章

處罰1.78億，人均罰款96.3萬，黑龍江秸稈焚燒罰款需要農民來交嗎？

(資料圖)

國家有補貼，為什么農民還要偷偷燒秸稈？補貼企業拿，農民分不到

近日，“黑龍江185人因違規焚燒秸稈被處罰1.782億元”的新聞引發廣泛討論。

為什么農民配合“秸稈禁燒”的積極性不高？根本原因在于，秸稈禁燒的要求與農民種植要求存在著嚴重的沖突。秸稈禁燒工作并不是從鄉村內生出的需求，而是壓力型體制之下完成自上而下行政目標的過程。因此這項工作不僅與農民利益沖突，也與基層利益相沖突。

筆者在基層調研中與小農戶、種糧大戶以及基層干部接觸最多，他們都認為秸稈禁燒工作的壞處遠遠大于好處，甚至有人情緒激動地說“只有壞處沒有好處”。認為有好處的，只有不污染空氣這一條，但壞處卻能夠羅列出很多條。

一、“秸稈禁燒了幾年，田越來越差”

從種植者和一線工作者反映的情況看，秸稈禁燒最大的壞處是對農業生產造成了負面影響。

由于客觀條件限制，我國不大可能實現常規化的農地休耕，很多糧食主產區在耕作頻次上非常緊密。在一年兩熟地區，水稻小麥、小麥玉米耕作的茬口非常緊，往往需要“搶種搶收”。目前基層最普遍采用的秸稈粉碎、掩埋還田的辦法之下，并不能使秸稈快速降解，反而會因為土壤中秸稈過多而造成種植難題。

如筆者中部某縣調研中有種植戶反映，小麥秸稈粉碎后，到了季節深埋不了，很多處于土壤表面，導致水稻插秧時扎不了根。小麥種植時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出苗率低且容易遭遇凍害。一位響應政策擴種油料作物的種植大戶反映，自己種了800畝油菜，死了近200畝，原因就是田里秸稈碎屑太多，扎不了根。某地實施稻蝦共作，秸稈降解不了，長期水中浸泡容易發酸，造成水質污染，影響到小龍蝦養殖。因此有農民調侃，“天上污染沒有了，地上污染開始了”。

在豫東某種糧大縣調研時，有大戶就喜歡將小麥玉米當青儲賣掉，因為“不用再做還田了”。有農民反映，幾年禁燒下來，土壤里秸稈已經比土都多了，特別是冬天扒開土壤一看，蟲卵就附在沒降解的秸稈上。有種植戶反映，秸稈禁燒了幾年，“田越來越差”。

因為不讓燒秸稈，病蟲害消滅不掉；秸稈燒不掉，田中雜草也燒不了，雜草種籽全被保護起來，來年有了更好的生長條件；秸稈腐爛發酸，造成土壤中酸性增加；凡此種種，導致種植者不得不采取更多的生物化學技術來應對。這樣一來，不僅種植戶的種植成本上來了，同時農業面源污染風險也大大提高了。一位育秧基地的負責人表示，為了應付病蟲害和水質變差，自己在育秧環節就多增加了浸藥環節，種植戶完成插秧后，也會再增加殺蟲藥劑的使用，一些種植戶還投放藥劑加速秸稈腐爛過程。一位種田大戶計算，如果能夠放開禁燒，自己絕對會像以前一樣燒，因為藥劑成本能從200元/畝降到80元/畝。

二、秸稈禁燒增加了種植戶的成本

除了藥劑成本，為了完成還田這道工序，種植戶還增加了機械作業成本。在原來的收割工序完成后，還需要增加秸稈粉碎、土地深翻的工序。有的地方試圖做秸稈離田利用，這就需要秸稈收集、打捆、搬運等工序。工序的增加就意味著成本的提升，而這些成本大多由種植戶承擔。

東部地區某縣調研中，當地水稻旋耕的成本大約50元/畝，作業深度大約15cm；要完成真正的深翻，則需要達到至少40cm，而且一次旋耕根本完不成，需要機手來回兩次，這樣作業成本就翻了一番。對于種植戶而言，這種成本增加的幅度是難以接受的。

華北某縣調研中，當地種植中普遍沒有實現深耕，因為深耕首先要實現農業機械的全面換代，這個條件目前不具備。其次要實現深耕，作業成本就要比現在增加30~40元/畝。而一年兩季的耕作習慣下，頻繁深翻并不能保證土壤肥力，即便還田的秸稈也不能短期內降解漚肥，肥力提升不易實現。

總結起來看，從實際種植者的角度來看，他們更容易感受秸稈禁燒的弊端。而目前依靠著壓力型體制下派生出的強制式禁燒方式，基層禁燒工作似乎短期內頗有成效，但調研中很多農民、種植戶和一線工作者都知道，現在只是“不敢燒”而不是“不愿燒”。“不敢燒”是因為目前基層還是通過高成本、強壓力的方式壓制的結果。

三、“做不好上邊罵，做好了老百姓罵”，兩頭不落好

當然，通過強制式禁燒還存在著更深遠的影響。

一是體制成本問題。

目前從基層來看，禁燒工作體制是高成本、高能耗的，基層干部大量工作精力被占用，一些地方還存在下派地頭工作隊、派巡查組的方法，用網格化、包保責任等行政手段動員鄉村干部。這些工作大大增加了原本就很繁重的基層工作負擔。承擔秸稈禁燒工作吃力不討好，受夾板氣。

一位鄉鎮包片工作人員說，“做不好上邊罵，做好了老百姓罵”，兩頭不落好。無論是強制式禁燒的“堵”還是綜合綜合利用式的“疏”，地方政府都要支付相應的財政資金，結果國家花了錢，地方政府出錢出力，最后還不落好，而且隨著禁燒任務的層層加碼，這種成本是否還能還支付得起，有一個問號？

二是政治影響問題。

清潔空氣當然重要，藍天保衛戰也的確稱得上政治任務。但如果種田農民處在“想燒不敢燒”的心態之下，行政體制總是處于這種強制式禁燒的狀態之下，情緒最終會導致干群對立。況且，當依靠壓力型體制來要求基層搞禁燒，依靠技術手段而不相信基層能動性，依賴硬考核來懲罰基層干部，這也會引起體制內上下級的對立。

有基層干部表示“現在上邊衛星一照，直接給你考核扣分”，人也不下來，整改單就派下來了，輕則約談，重責處分，覺得上級“越來越不講理”。如果在禁燒問題上仍保持這種“全域禁燒、全時段禁燒、全面禁燒”“不燃一把火、不冒一處煙、不留一片黑”“零火點”的高壓態勢，將攻堅機制常態化，緊繃高壓線，恐怕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而更多社會輿論已經關注到針對種糧農戶的強硬式禁燒，諸多評論已顯示出一種苗頭，即城市中產與弱勢農民之間的情感對立，這種政治結果也需引起重視。

三是糧食安全問題。

保障糧食安全，最終還是依靠穩定的種植戶隊伍。目前秸稈禁燒工作所導致的負面效應已是不爭的事實，秸稈還田、秸稈綜合利用的美好圖景仍存在于想象之中。秸稈還田雖然能避免焚燒產生的污染，但給糧食安全帶來了新的危害，農作物病蟲害越來越嚴重，防治的難度越來越大，防治的費用越來越高，種糧大戶和小農戶對秸稈禁燒無一叫好。

調研中很多長年種植的農民和基層工作豐富的老農業干部都反映，需要適時地松一松秸稈禁燒這根緊繃的弦了，畢竟因秸稈禁燒引起的生產成本增加、由秸稈還田假想所導致的生產風險正在不斷累積。秸稈禁燒是由行政體系推動的目標考核、通過壓力型體制層層下壓，要實現百分百禁燒目標本就不科學，整個體系為此付出的成本夠高了。